【摘要】共產黨在中國的崛起中有許多可以講而沒有講，或者是沒有講好、講透的故事。中國共產黨不僅僅領導中國，而且在治理中國。中國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就，與以黨組織為核心的治理模式密不可分。

【關鍵詞】黨的領導  社會治理  改革開放    【中圖分類號】D25    【文獻標識碼】A

在西方國家，包括一部分學術界，人們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成就驚嘆不止，但是，現有的西方的理論和概念體系無法解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方略及其治理成就。即使有了一些成果，也往往被邊緣化。這就在西方形成了一個長期的認知上的空白，影響到中西關系的方方面面。筆者以為，當下中國應致力于“講好中國的故事”。講故事就是溝通，就是努力去填補西方認知上的空白，建立可互通的語言體系。

“黨管干部”和“黨管人才”的原則，使得中國的行政能力相當強

第一，中國共產黨黨員和黨的各級組織普遍存在于政府和社會的各個方面；近九千萬黨員就是中國整個社會的縮影，四百五十多萬基層黨組織是執(zhí)政黨的神經末梢，再加上各民主黨派的參政議政，使得改革開放以來的大政方針能夠切合實際，即使有些偏差也是局部的、暫時的，并且很快得到糾正。

第二，黨和政府的分工合作已臻成熟，形成了一整套制度、機制和運作程序。各級黨委在制定政策時著重考慮全局性和政治性的問題，如民生民心、社會穩(wěn)定和建設、資源環(huán)境等，并將其融入發(fā)展規(guī)劃中去；各級政府在執(zhí)行黨委決定時則越來越專業(yè)化。這種體制既有開創(chuàng)性、領導力和靈活性，又有執(zhí)行力，因而在世界銀行的160多國的治理水平的指標中，中國的行政能力得分相當高。

第三，中國人口眾多，各地情況復雜，發(fā)展水平不同。以“放權讓利”和市場化為導向的改革開放使社會日益多元化，各地區(qū)涌現出了不同的發(fā)展模式，但中國共產黨對各級、各部門和各地區(qū)干部的領導不斷加強，并從21世紀初以來擴展到對黨內外人才的領導。這就是“黨管干部”和“黨管人才”的原則。

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崛起過程中發(fā)揮了重大作用

第一，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的市場化的大潮，在短短幾年里就席卷中國，國內外的學者幾乎都將市場的自發(fā)力量當作主要動力。其中，從中共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政干部的角色轉換也是關鍵要素。20世紀80年代初，實行包產到戶后，農業(yè)生產力大幅提高，農民的收入大幅提高，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異軍突起，到九十年代中期創(chuàng)造了中國工業(yè)產值的一半。

“政府搭臺，企業(yè)唱戲”成了20世紀90年代的普遍現象。中國地方政府在地方黨委的領導督促下，利用他們在本地區(qū)、本單位所掌握的權力、資源和組織優(yōu)勢，大力推動地方經濟的發(fā)展，通過招商引資、對外開放和進行制度創(chuàng)新，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富活力的經濟體之一。

第二，在這種形勢下，中國逐漸擺脫了計劃經濟時代千篇一律和萬人一調的面貌。各地涌現出了各種各樣的制度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模式，如蘇南模式、溫州模式、深圳模式、廣東模式等，因地制宜，各有特色，各顯神通。然而中國的政治根基仍然牢固，“合久必分”的歷史規(guī)律并沒有出現。

第三，中國的政治體制既具有權威性，又不失靈活性，并且有良好的調適性，有創(chuàng)新和糾錯的能力。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度，形成上級對下級，中央對全黨的崇高權威。中央的政策或上級黨委的決定分解成為具體的任務和指標，一層一層地布置下去，并用督促、檢查和定期干部考核的手段來保證其貫徹執(zhí)行，并用職務的升降來進行獎懲。在靈活性和創(chuàng)新方面，這種體制的一大優(yōu)點是在采取重大的政策、法律和制度變革前，黨中央都要進行試點——挑選出一定數目的，有代表意義的省、市或單位來進行試驗，并總結經驗，在全國推廣。地方上也往往就一些區(qū)域性或全國性的難題進行試點，主動尋找辦法和出路。

第四，中國共產黨執(zhí)政的長期性和穩(wěn)定性，使得中國能夠從事長期規(guī)劃，能保持政策和發(fā)展戰(zhàn)略的穩(wěn)定和持續(xù)，不受政黨替換和其他短期因素的影響。除了綜合性年度計劃，五年計劃、十年和更長期的遠景規(guī)劃外，中國各行各業(yè)都有自己的規(guī)劃。全國縣級以上的地區(qū)和部門有數千個規(guī)劃在實施中，還不包括那些區(qū)域性的戰(zhàn)略規(guī)劃，如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環(huán)渤海經濟區(qū)等。許多項目如果沒有長期的努力是不可能取得成果的；中國的治理體系為這種長期持續(xù)性提供了可靠的保證，也是中國相對于許多發(fā)達國家的競爭優(yōu)勢所在。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中國共產黨所賦予中國的治理體系和治理方式的人民性。一個簡單的數字最能說明這種人民性：過去的三十幾年中，中國使七億多人口脫離了貧困，占同期內世界脫貧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扶貧一直是中國共產黨的一項國策，習近平上任以來，制定了更詳細的計劃，確保到2020年中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扶貧的方式也更加多樣和詳細——精準到一家一戶甚至到個人；共產黨的干部深入到山區(qū)，農村和牧場，一個干部包幾戶，不落下一家一戶。中國共產黨這種治理體系和治理方式的人民性，使得中國改革開放的路線、方針、政策受到人民群眾的極大擁護。

人民性是中國共產黨長期執(zhí)政的基礎，是中國共產黨永不蛻化變質的根本保證

與中國傳統(tǒng)政治文化一脈相承，中國共產黨的話語體系里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民心。這是西方政治學的理論體系里沒有的概念，但它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極為重要。民心是汪洋大海里的水，水可載舟，也可覆舟，這是中國自古以來的政治智慧。中國共產黨認為蘇共的垮臺的主因就是喪失了民心，因而幾十年來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履薄冰，在制定政策中講究一定要貼近民意，體察民心，增強人民的獲得感。近幾年來的反腐和黨內教育中，更是強調返璞歸真，“不忘初心”和“牢記宗旨”。西方政客一旦大選獲勝，在今后數年中做決定和制定政策時可以完全置民意于不顧，只聽從親信和能為下次大選籌措經費的利益集團。一人一票蛻變?yōu)橐辉黄?。這種狀況使西方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受到質疑。而中國共產黨則從日常的政策制定和執(zhí)行中來獲得民心，從而獲得合法性。正因如此，在許多世界性的權威機構的民調中，中國政府的支持度高于多數西方政府。

中國共產黨執(zhí)政的合法性不僅僅是歷史演進結果，并且愈來愈依賴于其路線、方針和政策的人民性。這種人民性不僅僅來源于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和中國共產黨本身的歷史實踐，也植根于黨員和黨組織在全社會的廣泛布局。和一般意義上的政黨不同，中國共產黨不是某個或某些階級和集團利益的代表；它的黨員和組織遍布于社會、經濟、政治各領域；方方面面的利益在黨內都有代表和體現。中國共產黨治理國家需要顧及到各方面的利益，并且必須有能力綜合協(xié)調，創(chuàng)造出共贏的局面，凝聚為民族利益和上升為國家意志。因此，人民性是一黨長期執(zhí)政的基礎，是執(zhí)政黨永不退化變質的根本保證，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

全面從嚴治黨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從制度上解決干部的人民性問題

全面從嚴治黨不僅僅是要保證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她的領導能力、決策力和執(zhí)行力，更重要的是保證中國共產黨的人民性。

全面從嚴治黨仍然任重道遠，因為從根本上來講，中國共產黨執(zhí)政為民的動力主要來自思想和意識形態(tài)，來源于傳統(tǒng)文化，要提要求，講紀律，強調黨性、宗旨意識，貫徹執(zhí)行合乎民心的政策。在權力缺乏監(jiān)督的體制下，社會的多元化在政治上造成了更加錯綜復雜的局面，錢和權的結合在侵蝕中國共產黨的人民性，使它脫離群眾，與人民疏離。中國共產黨早就清楚地認識到它正面臨著四個危險：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脫離群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一旦執(zhí)政黨內部出現問題，中國就會喪失其最大的競爭優(yōu)勢，中華民族就會再錯失一次復興的歷史機遇。因此，全面從嚴治黨一個根本性的任務，就是要通過“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從制度上解決干部的人民性問題，達成黨性和人民性的統(tǒng)一。

（作者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責編/孫垚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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