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WTO成立以來，韓國對華反傾銷愈演愈烈。從反傾銷的案件數(shù)量及年份分布、涉案產品以及終裁結果及實施情況等方面，考察1995～2017年間韓國對華反傾銷的現(xiàn)狀。研究發(fā)現(xiàn)，WTO背景下韓國對華反傾銷具有三個特點：中國成為韓國反傾銷首要目標國；化工產品是韓國對華反傾銷第一大目標產品；韓國對華反傾銷執(zhí)行率高，且實施價格承諾措施少。WTO背景下韓國對華反傾銷特點的形成有著各自相應的原因。為了有效應對韓國對華反傾銷，中國應采取四項對策：加強中國與韓國在反傾銷問題上的政策協(xié)調；調整中國對韓國以化工產品為代表的出口競爭策略，擴大中國對韓國制造業(yè)領域的直接投資；積極應訴韓國對華反傾銷，主動提出并嚴格遵守價格承諾措施；適當強化中國對韓國反傾銷頻度，加大針對韓國對華反傾銷的威懾影響。

【關鍵詞】韓國 反傾銷 化工產品 價格承諾

【中圖分類號】F74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22.008

韓國于1986年4月對進口產品發(fā)起第一例反傾銷案件，之后日益成為世界上反傾銷最多的國家之一。世界貿易組織（WTO）成立后的1995～2017年間，自1995年1月韓國對自中國進口的鋅錠發(fā)起首例反傾銷案件后，韓國對華反傾銷愈演愈烈，目前中國已成為韓國反傾銷的第一大目標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2015年6月1日簽署并于同年12月20日正式生效的中韓自貿協(xié)定背景下，韓國對華反傾銷不但依然適用，而且還呈現(xiàn)日趨加劇的態(tài)勢。由于韓國是中國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國，韓國對華頻頻發(fā)起反傾銷，嚴重阻礙了中國對韓出口貿易乃至中韓經貿關系的發(fā)展。因此，考察WTO背景下韓國對華反傾銷的現(xiàn)狀、特點及原因，并尋求中國的應對策略，兼具理論和實踐價值。

WTO背景下韓國對華反傾銷的現(xiàn)狀

根據(jù)世貿組織和中國商務部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1]WTO成立后的1995～2017年間，韓國對華反傾銷愈演愈烈（見下表），這可從三個方面加以考察。

韓國對華反傾銷案件數(shù)量及年份分布。1995～2017年，韓國對華發(fā)起的反傾銷調查案件共33起，占該時期韓國對全球32個目標國（地區(qū)）發(fā)起的142起反傾銷調查案件的23.24%。同期，韓國對華實施的反傾銷措施案件共25起，占該時期韓國對全球20個目標國（地區(qū)）實施的92起反傾銷措施案件的27.17%。換言之，無論從反傾銷調查案件數(shù)量看，還是從反傾銷措施案件數(shù)量看，中國均是同期韓國反傾銷的首要目標國。更為重要的是，與該時期韓國對其他五大反傾銷目標國發(fā)起的反傾銷調查案件數(shù)量（包括日本21起，美國15起，印度、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各7起）相比較，韓國對華反傾銷調查案件數(shù)量分別多達1.6～4.7倍。再從年份分布看，在1995～2017年的23年間，韓國對華發(fā)起的反傾銷調查和實施的反傾銷措施年均分別為1.4起和1.1起。其中，1995年韓國對華鋅錠反傾銷是WTO背景下韓國對華第一例反傾銷。此后，只有1998年、2000年以及美國金融危機發(fā)生后的2009～2011年，共5個年份，韓國對華沒有發(fā)起新的反傾銷立案調查。1997年、2007年和2008年韓國對華反傾銷調查案件數(shù)量最多，均為5起。

韓國對華反傾銷涉案產品。1995～2017年，韓國對華33起反傾銷調查案件涉及的產品有6大類，分別是：化工產品13起（包括氯化膽堿2起，醋酸乙酯、包裝用薄膜、取向聚丙烯薄膜、糠醇、純堿、硅酸鈉、連二硫酸鈉、二氧化鈦、聚乙烯醇、過氧化苯甲酰和金紅石型鈦白粉各1起）；機電產品5起（包括電動剃須刀、袖珍氣體打火機、電熨斗、堿錳電池和鋁制預涂感光版各1起）；建筑材料5起（包括白水泥、瓷磚、浮法玻璃、合成板和針葉木膠合板各1起）；紙張4起（包括自印復寫紙、印刷用紙張、牛皮紙和涂布印刷紙各1起）；賤金屬制品4起（包括鋅錠、硅錳鐵、H型鋼和鍍鋅低碳鋼絲各1起）；紡織品2起（包括聚酯拉伸變形絲和聚酯預取向絲各1起）。其中，化工產品是韓國對華反傾銷調查的第一大目標產品，占同期韓國對華反傾銷調查案件總數(shù)的近40%。從韓國對華反傾銷6大類涉案產品的反傾銷執(zhí)行率即某一時期一國發(fā)起的反傾銷調查案件中最終實施反傾銷措施的案件所占比例來看，[2]韓國對華機電產品和紡織品的反傾銷執(zhí)行率均為最高，各達100%；對建筑材料的反傾銷執(zhí)行率也高達80%；對化工產品、紙張和賤金屬制品的反傾銷執(zhí)行率分別為76.92%、66.67%和66.67%。

韓國對華反傾銷終裁結果及實施情況。1995～2017年，在韓國對華發(fā)起的33起反傾銷調查案件中，25起實施了以征收最終反傾銷稅或采取價格承諾為形式的最終反傾銷措施，6起沒有實施最終反傾銷措施，另2起至今仍處于調查階段，尚未做出終裁。從這些反傾銷調查案件可以看出，WTO背景下韓國對華反傾銷執(zhí)行率高達80.65%。值得注意的是，自2003年7月韓國對華連二亞硫酸鈉反傾銷案至2016年的13余年間，在韓國對華發(fā)起的全部18起反傾銷調查案件中，除了2015年金紅石型鈦白粉案韓國申訴方撤訴外，其余17起案件均無一例外地對中國涉案產品實施了反傾銷措施，即該期間的韓國對華反傾銷執(zhí)行率高達94.44%。這不僅大大高于同期韓國對全球平均的反傾銷執(zhí)行率64.79%，也遠超過同期韓國對其他主要反傾銷目標國包括日本（80.95%）、印度（71.43%）、馬來西亞（71.43%）、美國（60%）和印度尼西亞（57.14%）的反傾銷執(zhí)行率。

從1995～2017年韓國對華實施最終反傾銷措施的25起案件看，其中8起案件因反傾銷措施3～5年的實施期限已滿而終止，其余17起案件截至2017年底還在實施反傾銷措施。在這17起案件中，5起（即2012年合成板案、2013年取向聚丙烯薄膜案、2014年H型鋼案、2015年針葉木膠合板案和2016年鋁制預涂感光版案）分別因反傾銷措施3年和5年的實施期限未滿，另12起因韓國反傾銷管理機構根據(jù)反傾銷到期復審調查裁定繼續(xù)延期實施反傾銷措施。截至2017年底，韓國對華實施反傾銷措施期限在10年以上的案件多達9起，其中，1996年韓國對華氯化膽堿反傾銷案實施的反傾銷措施更已長達21年之久，是WTO背景下韓國對華反傾銷措施實施期限最長的案件。該案于1996年3月29日發(fā)起反傾銷調查，同年10月9日韓國財政經濟部終裁決定對中石化天津進出口公司征收33.83%的反傾銷稅，其他中國企業(yè)被征收33.83%～34.57%的反傾銷稅。之后，韓國貿易委員會于2009年6月15日和2012年9月26日對該案進行了兩次反傾銷到期復審調查，分別終裁決定繼續(xù)對原產自中國的氯化膽堿征收反傾銷稅。再從反傾銷措施的形式看，這一時期韓國對華實施最終反傾銷措施的25起案件都無一例外地采取了征收最終反傾銷稅的形式，其中5起案件同時實施了最終反傾銷稅和價格承諾的措施，但沒有任何案件以實施單一的價格承諾措施而結案。從反傾銷稅率看，1997年的韓國對華電熨斗反傾銷案是韓國對華征收反傾銷稅率最高的案件，該案中，部分中國涉案企業(yè)被征收了高達77.07%的反傾銷稅。

最后，從WTO背景下韓國對華沒有實施最終反傾銷措施的6起案件看，其中3起（即1997年糠醇案、2001年自印復寫紙案和2015年金紅石型鈦白粉案）為韓國申訴方撤訴；2起（即1995年鋅錠案和2003年硅酸鈉案）為韓國貿易委員會裁定涉案中國產品對韓國國內產業(yè)沒有造成損害；另有1起（即2002年白水泥案）為韓國貿易委員會裁定涉案中國產品的傾銷幅度為1.1%～1.4%，未達到韓國反傾銷政策規(guī)定的2%傾銷標準，故對韓國國內市場沒有構成傾銷。因此，針對上述6起案件，韓國反傾銷管理機構均終裁裁定終止反傾銷調查，并免于實施反傾銷措施。

WTO背景下韓國對華反傾銷的特點及原因

從WTO背景下韓國對華反傾銷的現(xiàn)狀可以看出，韓國對華反傾銷具有三個特點，而且這些特點的形成有著各自相應的原因。

中國成為韓國反傾銷首要目標國。WTO背景下中國成為韓國反傾銷首要目標國，原因如下。首先，中國對韓出口規(guī)模迅速擴大和出口價格相對低廉。自1992年8月中韓兩國正式建交后，中國對韓國出口貿易額從1995年的66.89億美元[3]迅速擴大到2017年的1027.51億美元[4]，23年間增加了15.4倍。自2007年開始，中國更進一步成為韓國第一大進口來源國，而且此后韓國從中國的進口份額不斷上升。到2017年，韓國從中國、日本和美國的進口額分別占韓國當年進口總額的20.5%、11.5%和10.6%。顯然，當年中國對韓國的出口規(guī)模已分別比日本和美國對韓出口規(guī)模高達近2倍。[5]研究顯示，貿易伙伴國對一國出口額的快速增長，特別是出口絕對量和相對量的同步迅速上升，常常是一國對該貿易伙伴國進行反傾銷的主要因素。[6]據(jù)此便不難理解，中國對韓出口規(guī)模迅速擴大是韓國對華反傾銷頻發(fā)的一個重要原因。與此同時，長期以來，中國企業(yè)憑借國內相對豐富和低廉的勞動力以及自然資源優(yōu)勢，輸韓產品主要以低附加值的初級產品、加工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出口價格相對低廉。低廉的價格則是傾銷最基本的特征，或者容易造成傾銷事實或嫌疑，從而易于遭受韓國反傾銷。此外，韓國宏觀經濟形勢與其對外反傾銷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7]韓國經濟與20世紀90年代前的高速增長并一躍成為亞洲“四小龍”的巔峰相比較，到1995～2017年期間，無論其經濟增長率還是就業(yè)率等宏觀經濟指標都漸趨下降，特別是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更使韓國經濟遭受重創(chuàng)。1998年和2009年，韓國經濟增長率分別急劇下降至-5.8%[8]和0.2%[9]，失業(yè)率則分別高達6.8%[10]和3.7%[11]。在此背景下，同期中國對韓出口規(guī)模的迅速擴大和出口產品的低價，客觀上對同以出口導向為特征的韓國相關產業(yè)及市場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沖擊和壓力，從而促使韓國頻頻借助以反傾銷為代表的貿易救濟措施實施保護。1997年和2008年分別成為韓國對華反傾銷調查和反傾銷措施案件數(shù)量最多的年份，便是一個典型的例證。

其次，中韓兩國間日益發(fā)展的以產業(yè)內貿易和產品內貿易為特征的貿易模式。產業(yè)間貿易、產業(yè)內貿易和產品內貿易是由要素稟賦和國際分工決定的三種不同層次的國際貿易模式。國際貿易模式的形成及其演變會決定和影響貿易參與國之間的經貿關系。在中韓兩國經貿發(fā)展初期，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由于中韓兩國工業(yè)化和經濟發(fā)展水平存在明顯的差異，因此，兩國間的貿易模式主要表現(xiàn)為產業(yè)間貿易，互補性較強，因而以反傾銷為代表的貿易摩擦較少。然而，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fā)展和中韓兩國經濟一體化程度的提高，兩國間的貿易模式日益發(fā)展演變?yōu)橐援a業(yè)內貿易和產品內貿易為主要特征。自WTO成立以來，中韓兩國相互進出口的商品主要集中在機電產品、化工產品、賤金屬制品、紡織品以及塑膠制品這五大類產品上。[12]但由于中國擁有以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為代表的要素稟賦優(yōu)勢，使得中國對韓出口產品具有較強的競爭性和替代性，從而導致韓國對華反傾銷案件頻發(fā)。

最后，中國的非完全市場經濟地位以及韓國對中國涉案企業(yè)市場經濟地位的個案處理。1998年以前，韓國把中國認定為非市場經濟國家。因此，在對華反傾銷調查中，韓國在確定中國出口產品的正常價格時，一般不以中國國內市場價格為參考，而是采用專門針對非市場經濟國家的所謂類比國方法，選擇印度、泰國甚至荷蘭和日本等國作為中國的類比國，并以這些類比國國內市場的同類產品價格作為中國對韓出口產品的正常價格，然后與中國對韓國的出口價格相比較，由此判定中國相關出口產品是否對韓國存在傾銷。顯然，由于上述類比國的同類產品生產成本和市場價格一般都遠高于中國，因此，中國出口韓國的產品便會輕易地被韓國反傾銷管理機構裁定傾銷成立，并進而被實施反傾銷措施。從1999年1月1日起，韓國雖然把中國看作市場經濟轉型國家，但對于反傾銷實踐中中國涉案企業(yè)的市場經濟地位問題，韓國轉而采取了個案處理的方式，即在每起反傾銷案件中，韓國貿易委員會均要考察是否將中國涉案產品所在行業(yè)視為市場導向型行業(yè)以及是否給中國單獨涉案企業(yè)以市場經濟地位。然而，韓國貿易委員會并未公布認定市場經濟地位的具體標準，中國應訴企業(yè)能否獲得市場經濟地位，主要取決于韓國調查官員的自由裁量以及中國企業(yè)的應訴情況。當中國應訴企業(yè)為國有企業(yè)時，韓國反傾銷調查部門經常以中國國有企業(yè)在領導層任用、原材料采購以及產品定價等諸方面存在政府控制為由，拒絕給予中國國有企業(yè)市場經濟地位。因此，在1999年韓國把中國視作市場經濟轉型國家乃至2005年11月16日韓國正式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的背景下，在韓國對華反傾銷實踐中，中國企業(yè)依然面臨著韓國對華事實上的非市場經濟待遇以及由此引發(fā)的頻遭韓國反傾銷的困擾。[13]

化工產品是韓國對華反傾銷第一大目標產品?；ぎa品成為WTO背景下韓國對華反傾銷的第一大目標產品，主要有三個原因。

其一，化工產品作為韓國主要大宗進口品，長期處于逆差狀態(tài)。化工產品主要包括化學礦、無機化工原料、有機化工原料、化學肥料、農藥、涂料及無機顏料、染料及有機顏料、信息用化學品、化學試劑、食品和飼料添加劑、合成藥品、日用化學品、膠粘劑、催化劑及化學助劑、火工產品以及其他化工產品等16類。由于絕大部分化工產品屬于資源密集型產品，而韓國國土面積小且化工資源貧乏，因此，韓國國內生產的化工產品特別是資源密集型化工產品的產量相對有限，必須從國外進口，才能滿足其國內龐大的市場需求，從而化工產品成為1995～2017年期間韓國主要的大宗進口產品之一。2017年，韓國化工產品的進口額高達405.50億美元，占當年韓國進口總額的8.5%，是韓國當年僅次于機電產品和礦產品的第三大類進口產品。不僅如此，在WTO背景下韓國對外貿易持續(xù)順差且順差額逐年擴大的情況下，韓國化工產品的進出口貿易卻處于逆差狀態(tài)，2017年逆差額高達24.67億美元。[14]韓國化工產品從國外長期且龐大的進口是韓國對該類產品發(fā)動反傾銷最多的直接原因。

其二，化工產業(yè)作為重點扶持和保護的傳統(tǒng)支柱產業(yè)和出口主導產業(yè)之一，韓國一直實施“獎出限入”措施，在WTO背景下它體現(xiàn)為韓國的反傾銷。化工產業(yè)是一國國民經濟的一項重要基礎產業(yè)和傳統(tǒng)支柱產業(yè)。韓國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實施出口導向型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隨后又于70年代實施以重化工業(yè)為主導產業(yè)的工業(yè)化戰(zhàn)略，實現(xiàn)產業(yè)結構和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此后，韓國化工產業(yè)經過近50年的發(fā)展，形成了目前以韓華化學公司、LG化學公司、樂天化學公司和SK化學品公司為代表的化工巨頭。[15]相應地，韓國化工產業(yè)已與電子、汽車、鋼鐵、造船等產業(yè)一起，共同成為韓國國民經濟的傳統(tǒng)支柱產業(yè)和出口主導產業(yè)。然而，化工產業(yè)既是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yè)，又是資源和勞動密集型產業(yè)?；ぎa業(yè)的這一特殊性使得資源匱乏和勞動力成本較高的韓國在化工產業(yè)的發(fā)展上便具有了先天的劣勢。因此，與其他產業(yè)不同，長期以來化工產業(yè)一直是韓國政府重點扶持和保護的一項重要產業(yè)，體現(xiàn)在貿易政策上，便是嚴格實施韓國出口導向型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最具代表性的“獎出限入”措施。在WTO背景下，韓國政府對化工產品的“獎出限入”措施則集中體現(xiàn)為韓國反傾銷管理機構對華化工產品頻繁的反傾銷訴訟。

其三，中國是韓國化工產品的主要進口來源國，且中國主要出口化工原料和初級產品，生產成本被低估，出口價格較低。自WTO成立以來，隨著中韓兩國經貿關系的日益發(fā)展，中國已成為韓國最大進口來源國。從韓國化工產品的進口看，中國僅次于日本，是韓國化工產品的第二大進口來源國。2017年，韓國自中國進口的化工產品高達88.57億美元，占當年韓國化工產品進口總額的21.8%。與此相對照，作為韓國其他四大化工產品進口來源國的日本、美國、德國和法國，同年對韓國化工產品的出口額分別為86.59億美元、63.02億美元、30.01億美元和12.18億美元，各占當年韓國化工產品進口總額的21.4%、15.5%、7.4%和3.0%。[16]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對韓國出口的化工產品不但規(guī)模大，而且以低附加值的化工原料和初級產品為主。同時，中國化工企業(yè)往往忽視化工產品作為環(huán)境敏感型產品的環(huán)境成本，沒有充分實施環(huán)境成本內在化，從而導致化工產品生產成本被低估，出口價格較低。這些因素最終導致中國出口韓國的化工產品容易形成傾銷局面，從而頻遭韓國反傾銷。

韓國對華反傾銷執(zhí)行率高，且實施價格承諾措施少。反傾銷執(zhí)行率和反傾銷措施形式是衡量反傾銷發(fā)起國反傾銷強度的兩個重要指標，也是反映反傾銷目標國遭受反傾銷影響程度的主要指標。1995～2017年，韓國對華反傾銷執(zhí)行率高達80.65%，而且韓國對華最終反傾銷措施中，只有5起案件實施了價格承諾措施，其余案件均以征收反傾銷稅而結案。這表明，韓國對華反傾銷強度較高，中國涉案企業(yè)蒙受的損失巨大。WTO背景下韓國對華反傾銷執(zhí)行率高且實施價格承諾措施少的原因主要源于以下三個因素。

第一，韓國對華貿易救濟措施顯著偏向于反傾銷。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是WTO背景下為維護自由貿易和公平競爭秩序而允許各成員方采用的三大貿易救濟措施。然而，韓國對華貿易救濟措施卻顯著地偏向于反傾銷。1995～2017年，在美國、歐盟和加拿大等發(fā)達國家或地區(qū)對華紛紛采用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多管齊下的趨勢下，韓國對華沒有反補貼案件，保障措施案件也僅有4起。即使在2005年韓國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后，依據(jù)反補貼法允許韓國把反補貼適用于中國的背景下，韓國對華依然沒有發(fā)起任何反補貼調查，相反，同期韓國對華反傾銷的頻度和強度卻呈現(xiàn)出日趨加劇的態(tài)勢。也正因如此，WTO背景下韓國對華反傾銷執(zhí)行率便長期居高不下。

第二，中國輸韓產品的低價競爭策略。盡管韓國早在20世紀80年代便已成為亞洲“四小龍”和新興工業(yè)化國家，但自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特別是2001年中國加入WTO后，中韓兩國的工業(yè)化水平日益接近，工業(yè)制成品的競爭亦日趨激烈，且基本屬于同質產品競爭，再加之中國輸韓產品在中國國內市場產能嚴重過剩，從而使得中國對韓出口企業(yè)主要采取低價甚至惡性低價的競爭策略，結果造成中國產品在韓國市場傾銷頻發(fā)，這成為韓國對華發(fā)起反傾銷調查并進而實施反傾銷措施的主要依據(jù)，最終導致韓國對華較高的反傾銷執(zhí)行率。

第三，中國企業(yè)應訴不積極，不善于利用價格承諾規(guī)則。韓國反傾銷政策規(guī)定，價格承諾是指當韓國發(fā)起反傾銷調查且做出肯定性初步裁定后，反傾銷受訴國的涉案出口商可以向作為韓國反傾銷管理機構的企劃財政部主動提出愿意修改出口價格，或不再以傾銷價格出口，而且這種承諾被韓國企劃財政部所接受，從而中止反傾銷調查程序，并以此作為反傾銷措施。[17]研究表明，對于反傾銷發(fā)起國和受訴國而言，價格承諾和反傾銷稅這兩種反傾銷措施所引發(fā)的利弊得失和經濟效應往往大不相同。[18]由于反傾銷稅是由反傾銷發(fā)起國根據(jù)其自身認定的傾銷幅度而確定和征收的，基于反傾銷的保護動機及利益，反傾銷發(fā)起國常常會高估受訴出口商的傾銷幅度，從而確定一個較高的反傾銷稅。因此，反傾銷發(fā)起國往往傾向于采取征收反傾銷稅的形式。相反，價格承諾一般是由反傾銷受訴國主動提出的，而且價格承諾措施盡管提高了出口產品價格，相對削弱了在進口國的競爭力，但至少依然可以維持對作為進口國的反傾銷發(fā)起國的出口。因此，對反傾銷受訴國而言，選擇價格承諾措施相對有利，可以降低反傾銷所遭受的損失。然而，反傾銷發(fā)起國對價格承諾措施的接受和實施，是以反傾銷受訴企業(yè)的積極應訴和主動提出價格承諾為前提的。[19]事實上，中國企業(yè)在面對韓國對華反傾銷時，往往要么不能積極應訴，甚至采取默認的態(tài)度，要么不了解韓國反傾銷政策中的價格承諾規(guī)則，不善于適時和主動地向韓國反傾銷管理機構提出價格承諾。結果不僅導致韓國對華反傾銷執(zhí)行率居高不下，而且極少以采取價格承諾措施結案，最終導致中國相關企業(yè)遭受重大損失。

中國應對韓國對華反傾銷的對策

通過考察WTO背景下韓國對華反傾銷的現(xiàn)狀、特點及原因，我們可以得到重要的啟示，即為了積極防范和應對韓國對華反傾銷，中國應采取如下對策及措施。

加強中國與韓國在反傾銷問題上的政策協(xié)調。自WTO成立以來，中國是韓國反傾銷的首要目標國，而韓國也是中國反傾銷的第三大目標國。1995～2017年，中國對韓國的反傾銷調查案件數(shù)量為38起，僅次于同期中國對美國和日本分別發(fā)起的反傾銷調查案件48起和46起。WTO背景下中韓兩國互為反傾銷主要目標國的事實表明，加強中韓兩國政府在反傾銷領域的政策協(xié)調，將是解決兩國間反傾銷摩擦從而也是中國有效應對韓國對華反傾銷的一個重要途徑。為此，中韓兩國政府可以著重從兩個層面加強雙方之間的政策協(xié)調。

其一，在中韓自由貿易協(xié)定升級談判中，爭取增設實質性限制反傾銷條款?！吨袊?mdash;—韓國自由貿易協(xié)定》在經歷為期3年的14輪談判后，于2015年6月1日正式簽署，并于同年12月20日開始生效。根據(jù)中韓自貿協(xié)定文本，有關反傾銷的條款主要體現(xiàn)在該協(xié)定第七章“貿易救濟”的第二節(jié)“反傾銷和反補貼稅”中，具體包括四方面內容：一是除非另有規(guī)定，雙方保留在《WTO反傾銷協(xié)定》項下的權利和義務；二是雙方同意根據(jù)《WTO反傾銷協(xié)定》，不采取任何武斷或保護主義的行動；三是雙方確認了反傾銷調查中傾銷幅度的計算方法；四是雙方成立貿易救濟委員會，加強有關反傾銷等貿易救濟事務的對話。[20]顯然，現(xiàn)行的中韓自貿協(xié)定并沒有對中韓兩國的相互反傾銷加以實質性限制。相應地，自2015年12月中韓自貿協(xié)定開始生效后，韓國對華反傾銷依然如故，2016年和2017年分別新增了1起和2起反傾銷案件。可以預見，在現(xiàn)行的中韓自貿協(xié)定框架下，隨著中國對韓國出口規(guī)模的進一步擴大，未來韓國對華反傾銷還會日趨加劇。鑒于此，為了應對韓國對華反傾銷，中國應當積極向韓國提出倡議，及早啟動有關中韓自貿協(xié)定的升級談判，并專門設立反傾銷議題。盡管短期內難以實現(xiàn)中韓兩國互不反傾銷，但至少可以在升級版的中韓自貿協(xié)定中爭取增設實質性限制反傾銷條款，以便最大程度地對韓國對華反傾銷加以約束和規(guī)范。[21]

其二，加強中韓兩國發(fā)展戰(zhàn)略的對接合作。反傾銷摩擦是兩國經貿競爭性及貿易利益沖突的具體表現(xiàn)和必然結果。因此，兩國經貿互補性代替競爭性，乃是避免反傾銷摩擦的又一個重要途徑。在宏觀層面最大程度地實現(xiàn)兩國經貿互補性代替競爭性的有效途徑，則是謀求兩國發(fā)展戰(zhàn)略的對接合作。鑒于中韓兩國在經貿、政治、歷史、文化和地理等方面的現(xiàn)實條件，中國應當從政府層面加強頂層設計和政策協(xié)調，積極推動韓國融入“一帶一路”框架機制，推進中韓兩國發(fā)展戰(zhàn)略的對接合作，包括：中國“一帶一路”倡議與韓國“歐亞倡議”的對接；以及“中國制造2025”規(guī)劃與韓國“制造業(yè)革新3.0”戰(zhàn)略的對接等。通過上述中韓兩國發(fā)展戰(zhàn)略的對接合作，優(yōu)化兩國間的分工協(xié)作，促進國際產能合作，并把目前兩國間以同質性產品為主的水平型產業(yè)內貿易轉向以異質性產品為主的垂直型產業(yè)內貿易，增強雙邊經貿互補性，從而最大程度地減少乃至避免兩國間的反傾銷摩擦，最終實現(xiàn)中韓兩國經貿長期、穩(wěn)定、健康地發(fā)展。[22]

調整中國對韓國以化工產品為代表的出口競爭策略，擴大中國對韓國制造業(yè)領域的直接投資。從反傾銷政策的角度看，要避免或減少韓國對華反傾銷，關鍵是中國輸韓產品如何在最大程度上避免韓國反傾銷前提條件的適用，包括輸韓產品對韓國市場的傾銷、對韓國產業(yè)的損害以及傾銷與損害之間存在因果關系等。在貿易實踐中，這便集中體現(xiàn)為中國應當調整和實施適當?shù)膶n出口貿易策略。

一是中國對韓出口競爭策略必須由價格競爭轉向以提升產品質量為核心的非價格競爭。韓國對華反傾銷主要集中在化工產品、機電產品、建筑材料、紙張、賤金屬制品以及紡織品等中韓兩國的競爭性產品和行業(yè)，尤其是化工產品成為韓國對華反傾銷的第一大目標產品。中國輸韓產品遭受反傾銷的根本原因是低價傾銷。顯然，要避免或減少韓國對華反傾銷，必須改變中國輸韓產品的低價競爭策略。由于中國輸韓產品大多屬于勞動密集型產品、資源密集型產品或環(huán)境敏感型產品，低價競爭尤其是惡性價格大戰(zhàn)，不僅使中國輸韓產品頻遭韓國反傾銷，而且導致中國國內資源大量外流、資源浪費和環(huán)境破壞，嚴重影響了中國相關產業(yè)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隨著中國勞動力成本的不斷提高，資源和環(huán)境壓力的日益加大，以及中國經濟向高質量發(fā)展的轉型，中國對韓出口憑借以往勞動力和資源稟賦決定的低價策略勢必難以為繼，必須由價格競爭轉向非價格競爭，包括加強產品和技術創(chuàng)新、提升產品質量、實施產品差異化、創(chuàng)立品牌、改善售后服務以及擴大廣告宣傳等。[23]其中，提升出口產品質量則是非價格競爭中最為核心的內容。通過提升出口產品質量，可以增加出口產品附加值，進而實施優(yōu)質優(yōu)價。這既可避免出口的低價擴張，又可增強企業(yè)和產品的核心競爭力，提高出口效益，而且可以有效避免或減少遭受韓國的反傾銷。特別是，在以化工產品為代表的高價競爭部門，出口產品質量的提升對于避免或減少遭受反傾銷的效應尤為顯著。[24]

二是擴大中國對韓制造業(yè)領域的直接投資。研究表明，一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可以有效規(guī)避東道國的反傾銷。[25]對于韓國這樣國土面積小、人口少、市場容量相對狹小且奉行出口導向型貿易戰(zhàn)略的國家而言，如果中國一味注重采用傳統(tǒng)出口方式，擴大對韓國的制成品尤其是競爭性制成品的出口，就極容易招致韓國的反傾銷。相反，如果中國轉而擴大對韓國的直接投資，既可積極利用韓國先進的技術、管理經驗和優(yōu)質的人力資源，又能間接擴大對韓國的產品出口，并可有效避免或減少韓國對華反傾銷。特別是，迄今為止，韓國反傾銷政策中尚未制定規(guī)避和反規(guī)避規(guī)則，韓國對華反傾銷實踐中也未曾發(fā)起反規(guī)避調查。這表明，中國企業(yè)在對韓直接投資中，只要合理利用《WTO反傾銷協(xié)定》中的規(guī)避和反規(guī)避規(guī)則，規(guī)避韓國對華反傾銷完全具有現(xiàn)實可行性。然而，中國對韓國直接投資起步晚，規(guī)模小。2016年，中國對韓直接投資流量和存量分別僅為11.48億美元和42.37億美元，各占當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總額和存量總額的0.59%和0.31%。[26]不僅如此，中國超過70%的在韓企業(yè)從事餐飲和批發(fā)零售等服務業(yè)，其余從事農業(yè)、漁業(yè)和制造業(yè)等。[27]鑒于此，為了應對未來韓國對華反傾銷，中國可以立足于市場導向型和技術導向型的投資動機，采取獨資、合資或合作經營以及兼并收購和綠地投資等方式，努力擴大對韓國制造業(yè)特別是競爭性制造業(yè)的直接投資。[28]這不僅是中國有效規(guī)避韓國對華反傾銷的必然選擇，也是中國實現(xiàn)出口貿易模式轉型升級乃至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過渡的必由之路。

積極應訴韓國對華反傾銷，主動提出并嚴格遵守價格承諾措施。鑒于WTO背景下韓國對華反傾銷執(zhí)行率高而且實施價格承諾措施少的事實，中國應采取以下三項對策。

首先，中國應當深入研究韓國反傾銷政策及其價格承諾規(guī)則。韓國反傾銷政策及其價格承諾規(guī)則是韓國對華反傾銷和實施價格承諾措施的法律依據(jù)，也是中國應訴韓國對華反傾銷和利用價格承諾措施的法律基礎。韓國反傾銷政策及其價格承諾規(guī)則主要體現(xiàn)在韓國以《關稅法》《不公平國際貿易行為調查和產業(yè)損害救濟法》和《對外貿易法》及其施行令為核心的反傾銷政策法規(guī)體系，以及由韓國貿易委員會和企劃財政部構成的反傾銷管理機制。[29]因此，為了積極應訴韓國對華反傾銷，主動利用價格承諾措施，中國的當務之急應當是深入研究韓國反傾銷政策及其價格承諾規(guī)則，以及這些政策規(guī)則在韓國既往反傾銷實踐中的典型應用判例。

其次，中國企業(yè)應當積極應訴韓國對華反傾銷。要有效降低韓國對華反傾銷執(zhí)行率，并促使韓國反傾銷管理機構在對華反傾銷中盡可能接受和實施價格承諾措施，一個重要途徑便是在韓國對華發(fā)起反傾銷調查而且做出肯定性初步裁決后，中國涉案企業(yè)應當積極應訴。這是因為，只有積極應訴，中國企業(yè)才能有機會主動提出價格承諾，并努力尋求韓國反傾銷管理機構接受和實施價格承諾措施；同樣，也只有積極應訴，韓國對華發(fā)起的反傾銷調查才能最終并不一定導致反傾銷措施的實施，從而韓國對華反傾銷執(zhí)行率也必將相應降低。否則，如果中國企業(yè)不積極應訴甚至完全不應訴，那么，韓國反傾銷管理機構就會根據(jù)其本國反傾銷政策及程序，依據(jù)韓國國內申訴廠商提供的信息認定為“最佳可獲得信息”，在1年至1年半的期限內，可以輕易地裁定被訴中國企業(yè)的出口產品對韓國的傾銷、損害及其因果關系等反傾銷條件成立，從而做出不利于中國涉案企業(yè)的反傾銷肯定性最終裁決，并以征收反傾銷稅的形式對中國涉案企業(yè)實施反傾銷措施。顯然，在此情況下，韓國對華反傾銷不僅不可能或者極少可能會采取價格承諾措施，而且也必然會導致較高的反傾銷執(zhí)行率。

最后，中國企業(yè)應當主動提出并嚴格遵守價格承諾措施。一方面，根據(jù)韓國價格承諾規(guī)則，價格承諾措施的實施是以出口國涉案企業(yè)主動提出價格承諾并被韓國反傾銷管理機構所接受為前提條件的。鑒于此，在應對韓國對華反傾銷時，當韓國反傾銷管理機構對中國涉案企業(yè)做出反傾銷肯定性初步裁決后，中國企業(yè)應當主動及時地向韓國反傾銷管理機構提出價格承諾。同時，中國企業(yè)應認真研究價格承諾的內容及形式，特別是承諾的價格提高幅度除了足以消除對韓國的傾銷及其損害影響外，還應考慮承諾期內市場價格的波動情況，對承諾的價格水平規(guī)定相應的合理的動態(tài)調整機制，以體現(xiàn)價格承諾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從而確保價格承諾協(xié)議的穩(wěn)定執(zhí)行和中國企業(yè)的合法利益。[30]此外，為了使中國企業(yè)提議的價格承諾能夠被韓國反傾銷管理機構所接受，中國企業(yè)應積極尋求中國商務部、外交部以及中國駐韓國外交機構等政府部門的協(xié)調與配合，同時還應與韓國使用中國涉案產品的相關利益各方尤其是韓國下游企業(yè)用戶和消費者進行積極溝通，動員其游說韓國反傾銷管理機構接受中國企業(yè)提出的價格承諾，另一方面，韓國價格承諾規(guī)則還規(guī)定，接受價格承諾的出口商應遵守價格承諾。若出口商違反價格承諾，則韓國反傾銷管理機構將對其中止價格承諾措施，采取臨時反傾銷措施或繼續(xù)進行反傾銷調查，而且在此后的反傾銷實踐中，韓國反傾銷管理機構將會一概拒絕具有違反價格承諾先例的失信外國出口企業(yè)的價格承諾提議。鑒于此，在應對韓國對華反傾銷時，中國企業(yè)不僅應主動及時地提出價格承諾，而且一旦價格承諾被韓國反傾銷管理機構接受并加以實施，中國企業(yè)還應嚴格信守價格承諾。只有這樣，才能使價格承諾規(guī)則及措施最大程度地維護中國企業(yè)的利益。

適當加強中國對韓國反傾銷頻度，加大針對韓國對華反傾銷的威懾影響。在1995～2017年的23年間，自1997年12月中國對韓國輸華新聞紙發(fā)起首例反傾銷調查案件以來，中國對韓國的反傾銷調查和反傾銷措施案件分別為38起和30起。盡管這兩個數(shù)字分別超過了韓國對中國的反傾銷調查和反傾銷措施案件數(shù)量，但相對于中韓兩國相互間的出口額而言，中國對韓國的反傾銷強度遠低于韓國對中國的反傾銷強度。鑒于一國對外適度反傾銷具有對他國反傾銷產生威懾影響和遏制作用的事實，[31]中國應當適當加強對韓國的反傾銷頻度，加大針對韓國對華反傾銷的威懾影響。具體地說，中國可從以下兩方面著手。

一方面，針對韓國對華出口中的傾銷行為，適時發(fā)起反傾銷調查并實施反傾銷措施。由于中韓兩國經貿關系特別是韓國對華出口在1992年兩國正式建交后才開始發(fā)展，而且2001年中國加入WTO前韓國對華出口額也較為有限，2002年僅為285.68億美元。[32]因此，1995～2017年中國對韓國的反傾銷相對較少。但是，目前中韓經貿關系日益密切，中國已成為韓國第一大出口對象國，且韓國對華貿易一直處于順差地位，中國是韓國貿易順差的第一大來源國。據(jù)韓國海關統(tǒng)計，2017年，韓國對華出口額已高達1421.2億美元，占當年韓國出口總額5737.2億美元的24.8%；韓國對華貿易順差額高達442.6億美元，占當年韓國貿易順差總額953.1億美元的46.4%。[33]可見，目前無論是韓國對華出口，還是其貿易順差來源，韓國對中國均具有較高的貿易依存度。因此，中國應當重視對韓國輸華主要產品特別是機電產品、化工產品和光學醫(yī)療設備的監(jiān)測，針對其傾銷行為，適時適度地展開反傾銷。若中國適當強化對韓國的反傾銷頻度，既可維護公平合理的市場競爭和貿易秩序，又可對出口導向型的韓國貿易及經濟產生直接的影響，從而加大針對韓國對華反傾銷的威懾影響，促使韓國在對華反傾銷的利弊得失上加以審慎權衡。

另一方面，針對韓國對華直接投資中的規(guī)避反傾銷行為，適時發(fā)起反規(guī)避調查并實施反規(guī)避措施。長期以來，中國為了吸引韓國對華投資，實施了一系列鼓勵和優(yōu)惠政策。相應地，韓國在努力擴大對華出口的同時，也日益加強對華直接投資，實施“兩條腿”走路的市場策略。不僅如此，韓國對中國的出口日益通過韓國在華投資企業(yè)實現(xiàn)。[34]韓國對華直接投資從1995年的10.47億美元[35]擴大至2016年的47.51億美元[36]。截至2016年底，韓國累計對華直接投資項目數(shù)為61758個，實際投資額達687.0億美元，韓國已成為中國第五大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國。[37]然而，韓國對華直接投資的基本模式是在華投資設廠，從韓國國內進口原材料、零部件和半成品，在中國加工組裝產品，并把大部分產品在中國就地銷售，占領中國龐大的市場。[38]顯然，韓國對華直接投資的這種經營模式具有典型的規(guī)避反傾銷特征。從實踐看，1995～2017年，隨著韓國對華直接投資的不斷擴大，在華韓資企業(yè)產品在中國的市場占有率不斷上升，而中國本土企業(yè)產品的市場份額卻相對下降，結果導致中國相關產業(yè)和行業(yè)的發(fā)展嚴重受阻或遭受重大損害，這在以電子、汽車和化工為代表的中韓兩國競爭性行業(yè)中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鑒于此，中國在繼續(xù)堅持擴大開放政策、積極吸引韓國對華投資的同時，應當重視防范韓國對華直接投資中有損于中國國內產業(yè)和市場的規(guī)避反傾銷行為，利用中國反傾銷政策法規(guī)中的規(guī)避和反規(guī)避條款，及時發(fā)起反規(guī)避調查或實施反規(guī)避措施，以有效保護中國相關產業(yè)和市場，并對韓國對華反傾銷起到相應的遏制作用。

（本文系中國人民大學2018年度“中央高校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學科］和特色發(fā)展引導專項資金”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除了另有說明，文中有關韓國對中國的反傾銷數(shù)據(jù)，均根據(jù)WTO網(wǎng)站（http://www.wto.org）反傾銷案件數(shù)據(jù)庫和中國商務部中國貿易救濟信息網(wǎng)（http://www.cacs.mofcom.gov.cn）案件數(shù)據(jù)庫2018年6月10日的數(shù)據(jù)資料整理計算而得。

[2][6][19][23][28]宋利芳：《WTO框架下印尼對華反傾銷及中國的對策》，《東南亞研究》，2016年第6期，第63、65、67、68、69頁。

[3][35]國家統(tǒng)計局：《中國統(tǒng)計年鑒（1996）》，北京：中國統(tǒng)計出版社，1996年，第586、598頁。

[4]《進出口商品主要國別（地區(qū)）統(tǒng)計（2017年1～12月）》，《國際貿易》，2018年第2期，第70頁。

[5][14][16][33]中國商務部：《2017年韓國貨物貿易及中韓雙邊貿易概況》，《國別貿易報告（韓國）》，2018年第1期，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57568，上網(wǎng)時間：2018年5月10日。

[7]Jai S. Mah and Yong Dae Kim, "Antidumping Duties and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The Case of Korea",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2006, 28 (2), pp. 157-162.

[8][10]國家統(tǒng)計局：《國際統(tǒng)計年鑒（2000）》，北京：中國統(tǒng)計出版社，2000年，第86、351頁。

[9]國家統(tǒng)計局：《國際統(tǒng)計年鑒（2011）》，北京：中國統(tǒng)計出版社，2011年，第41頁。

[11]國家統(tǒng)計局：《國際統(tǒng)計年鑒（2012）》，北京：中國統(tǒng)計出版社，2012年，第143頁。

[12]宋利芳：《WTO成立以來韓國的反傾銷摩擦及其特點分析》，《東北亞論壇》，2007年第2期，第84～85頁。

[13][17][29]宋利芳：《韓國反傾銷政策法規(guī)及其實踐》，《東北亞論壇》，2010年第5期，第94、98、92～93頁。

[15]錢新：《韓國石化業(yè)：強化競爭力迎雙重挑戰(zhàn)》，《中國石化》，2010年第9期，第59頁。

[18]Shih-Jye Wu, Yang-Ming Chang and Hung-Yi Chen, "Antidumping Duties and Price Undertakings: A Welfare Analysi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14, 29 (1), pp. 97-107.

[20]《中國——韓國自由貿易協(xié)定》，第90～94頁，http://fta.mofcom.gov.cn/korea/annex/xdwb_07_cn.pdf。

[21]宋利芳：《WTO框架下澳大利亞對華反傾銷狀況及其中國對策》，《亞太經濟》，2016年第2期，第61～62頁。

[22]金香丹、張慧智：《中韓面向歐亞大陸腹地的合作——基于“一帶一路”與“歐亞倡議”對接視角》，《黑龍江社會科學》，2017年第2期，第37～41頁。

[24]蔣冬英、趙曙東：《析中國對美出口產品質量與美國對華反傾銷起訴之間的關系》，《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15年第3期，第131頁。

[25]R. Belderbos, H. Vandenbussche and R. Veugelers, "Antidumping Duties, Undertaking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EU",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4, 48 (2), pp. 429-453.

[26]中國商務部、國家統(tǒng)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2016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tǒng)計公報》，第45、50頁，http://fec. mofcom.gov.cn/article/tjsj/tjgb/，上網(wǎng)時間：2018年6月15日。

[27][37]中國商務部：《對外投資合作國別（地區(qū)）指南（韓國）2017年版》，第41頁，http://fec.mofcom.gov.cn/ article/gbdqzn/upload/ hanguo.pdf，上網(wǎng)時間：2018年6月20日。

[30] Michael O. Moore, "VERs and Price Undertakings under the WTO",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0, 13 (2), pp. 298-310.

[31]Robert M. Feinberg and Kara M. Reynolds, "The Spread of Antidumping Regimes and the Role of Retaliation in Filings",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2006, 72 (4), pp. 877-890.

[32]國家統(tǒng)計局：《中國統(tǒng)計年鑒（2003）》，北京：中國統(tǒng)計出版社，2003年，第659頁。

[34]李賢珠：《中韓貿易結構變化探析——從產品加工階段的視角》，《國際貿易》，2010年第9期，第26頁。

[36]國家統(tǒng)計局：《中國統(tǒng)計年鑒（2017）》，北京：中國統(tǒng)計出版社，2017年，第366頁。

[38]胡藝、沈銘輝：《中韓貿易20年：回顧與展望》，《東北亞論壇》，2012年第5期，第76頁。

責 編／周于琬

China's Response to South Korea's Anti-dumping Policy in the WTO Context

Song Lifang

Abstrac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WTO, South Korea has been intensifying its anti-dumping actions against China.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investigate South Korea's anti-dumping measures against China from 1995 to 2017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anti-dumping cases and its distribution, the products involved, and the judgments given and how they are enforced. The study found that South Korea's anti-dumping actions against China have thre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ontext of WTO. First, China has become the primary target country of South Korea's anti-dumping policy. Second, the chemical products are the major target product; Third, South Korea's anti-dumping enforcement rate against China is high, and it rarely takes the price commitment meas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WTO, these anti-dumping characteristics have their own corresponding reasons. In order to deal with South Korea's anti-dumping probes, China should adopt measures in four areas: strengthen policy coordination with South Korea on anti-dumping issues; adjust the current export competitiveness strategy focusing on chemical products, and expand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South Korea; actively respond to South Korea's anti-dumping probes, and proactively suggest the price commitment measure and abide by it; and appropriately tighten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s against South Korea, creating a deterrent effect against it.

Keywords: South Korea, anti-dumping, chemical products, price commitment

宋利芳，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國際貿易、發(fā)展經濟學。主要著作有《WTO框架下的國際反傾銷政策與實踐》《環(huán)境發(fā)展與國際商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