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明”既是人類歷史發(fā)展的印證，人類認知的邏輯性表述，不同民族、族群文化多樣性的創(chuàng)造與認同，也是文明之間相互學習、借鑒的結(jié)果。文明不是獨大，更不能霸凌；而是平等、尊重、互助、對話、交流、學習和采借。隨著全球化的到來，“文明對話”在新的語境中有了全新的含義。文章將文明的幾個關(guān)鍵詞簡化為1（“一人/二人”）、2（兩個“中心”）、3（三元/二元）、4（四面八方）、5（“五互”原則）序列。

【關(guān)鍵詞】中華文明 西方文明 文化 “絲綢之路” 【中圖分類號】D820 【文獻標識碼】A

中西方的“文明”概念原本不一樣。我國“文明”一詞初見于《易經(jīng)·乾卦》：“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唐代經(jīng)學家孔穎達釋：“天下文明者，陽氣在田，始生萬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又疏：“經(jīng)天緯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可精簡為：天地人和、農(nóng)耕文明、萬物榮華。“中”乃天地之中也；“華”，《說文》：“華，榮也”；繁榮昌盛也。

西方“文明”，指人類所取得有組織的社會生活的狀態(tài)與條件。其核心價值可精簡為：以人為本、海洋文明、公民社會。“文明”仿佛筷子與刀叉，不能用“進步/落后”“文明/野蠻”相比較，而應該以尊重、包容、借鑒的態(tài)度待之。因此文明對話、文明交流、文明采借尤顯必要和重要。

“人”與“仁”的對話

世界不同的文明差異甚殊。以中西方文明為例，美籍華裔人類學家張光直在比較中西方文明時，使用“連續(xù)/破裂”的概念，即中華文明是“連續(xù)性”形態(tài),而將西方的文明叫做“破裂性”形態(tài)。他認為：“根據(jù)中國上古史，我們可以清楚、有力地揭示人類歷史變遷新的法則。這種法則很可能代表全世界大部分地區(qū)文化連續(xù)體的變化法則。因此，在建立全世界都適用的法則時，我們不但要使用西方的歷史經(jīng)驗，也尤其要使用中國的歷史經(jīng)驗。”美籍華裔學者、當代新儒家的代表杜維明將中華文明“存在的連續(xù)”概之為三個基本主題：連續(xù)性、整體性和動力性。

“文明對話”，“人”是主體；人是文化的攜帶者。世界上不同的文明體系賦予“人”不同的涵義，也賦予文明類型的差異。西方文化以“人”為主干建構(gòu)出相關(guān)的語義群：人類、人道、人道主義、人本主義等，詞根為拉丁文的“humanus”，核心價值是“人本”。古希臘哲學家普羅泰戈拉有一句名言：“人為萬事的尺度。”概而言之，西方的“人”突出“我”（個體性）。

西方學者對人本主義基本特征總結(jié)如下：以人的經(jīng)驗為核心和主體；在此基礎(chǔ)上所形成的知識體制；物質(zhì)世界的關(guān)聯(lián)與人類的認知形成了相互連接；人類生活和價值具有重要性和尊嚴；人類的認知和知識在現(xiàn)實中具有解決實踐問題的能力；人類的認知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在變化中保持與真實性互證；個體身體（身心）是實踐和實現(xiàn)道德的主體；人類具有反思能力和樂觀態(tài)度；歷史上的“英雄”對人們具有不同方面的榜樣價值；人的思想解放和自由表達具有至關(guān)重要的意義。以上觀之，所有的這些特點皆以“我”為本。

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天地人和”的宇宙觀，農(nóng)耕文明中天氣（節(jié)氣）與物候的紐帶關(guān)系，以宗族為根據(jù)的擴展線索，以及“家國天下”抱負等，反映在“人”的價值中，“仁”為首要。仁，即二人等同、相敬，表示人人相等，同情包容。“仁”的本義為尊重人道，相信人性相通，視人若已，同情寬待，尤指強勢者對弱勢者的寬容、厚道?！墩f文解字》有云：“仁，親也。從人，從二。”《禮記·經(jīng)解》：“上下相親謂之仁。”概而言之，中華文明中的“人”強調(diào)“我”（群體性）。

由中華文明的“人觀”生成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歷史邏輯，亦可治療以唯我獨尊（如“美國優(yōu)先”）流行當下的“世界病癥”。

兩個中心：各美其美

“中心”的認知是一個有限合理的悖論。從認識論的角度，人們認識世界是以“己”為中心向外推展的“差序格局”，即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一圈一圈推出去，愈推愈遠，愈推愈薄，人的社會關(guān)系格局因此建立。由此推演出“我群—我族”“近我/遠我”的關(guān)系格局。比如，在以“歐洲中心”（“羅馬中心”）的格局中，中國被置于“遠東”；而在我國傳統(tǒng)的“一點四方”的認識論中，中國是世界的“中心”。世界其他古代文明大都有自己的“中心說”，幾乎沒有例外，比如古代的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古印度等。“中心”認知性直接證據(jù)：世界各國的地圖通常將“本國”放在中心位置。

在古希臘，“世界中心”有一個古老的神話傳說。天神在渾沌中創(chuàng)世，卻無秩序，亦無中心。為確定“天下的中心”，天神派兩位天使向兩極相反的方向飛行尋找，最后在希臘的德爾菲會合，那個會合點即是“天下的中心”——世界的立基之點。古希臘的原始城邦大都有一個至高點，也就是所謂的“中心”，它是以城市為基礎(chǔ)建立的國家政治體制?，F(xiàn)存的雅典衛(wèi)城遺址“Acropolis”不失為西方古代國家形態(tài)的典范模型。“Acro”意為“高點”，延伸為崇高、權(quán)力等意義。“polis”為城市國家，與“政治”(politics)同源。這種權(quán)力關(guān)系需展現(xiàn)和展示在“公共場域”(public field)。“共和”(re-public)的原始意思指的正是在公共場所中的“公正”“公開”“公平”特性，強調(diào)“公民”“公眾”“公權(quán)”。“Public”是討論大家共同關(guān)心事務的場所。這種文明體制為“歐洲中心論”奠定了基礎(chǔ)，被闡釋者有目的地建構(gòu)為“世界體系”。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了“文明沖突論”的隱線和隱患。

中國有自己的“天下體系”，中華文明的政治地理學也秉承“中心”（包括“中國”）理念，這便是“一點四方”的形制。依據(jù)學者的分析，“天下”這一核心概念包括三層意思：

第一層意思：世界整個大地。在存在論語境中大致為中華文明之立基結(jié)構(gòu)“天、地、人”中的“地”。地為天下之“大家”所共有，是最大的公物和財產(chǎn)；

第二層意思：世界上的全體人民。在政治社會語境中相當于“民”。更準確地說，是指所有人的人心所向，即民心。故，得民心者得天下；

第三層意思：一種世界制度。在世界治理的方式方面，天下制度就是天下的存在形式，“家、國、天下”貫穿著家庭性原則而形成三位一體的結(jié)構(gòu)，即從“家（小我）”—“國（大家）”—“天下（全人類）”。

從人類認知角度看，以“我”為中心是認知的重要方式；從政治地理學角度看，不同的群體因此形成了“遠近關(guān)系”，進而形成權(quán)力關(guān)系。所以，任何“中心論”都是認知性的，是有限的。因而都要本著“各美其美”的原則，不可因此而“霸道”、“霸權(quán)”和“霸凌”。相比較而言，“天下體系”較之“世界體系”更具備平衡力，更符合天下“道理”。

“三元法則”與“二元對峙律”互鑒

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是“天人合一”。“天地人和”為“三元”構(gòu)造，相互協(xié)作是中華文明的認知性法理。這種“天地人”的通融并非靜止，而是動態(tài)，形成所謂“回”的周轉(zhuǎn)。《說文》釋：“回，轉(zhuǎn)也。” 它以天地日月為參照；“易”（日月）變化旋轉(zhuǎn)而為永恒。這種價值觀還與生命律動相配合，與農(nóng)業(yè)倫理相結(jié)合，即所謂“天時”與“物候”相諧?！秴问洗呵?middot;誣徒篇》有“世，時也”，也是中國農(nóng)正（政）之農(nóng)業(yè)倫理中最契合的“生命”（時）的表達。

值得一說的是，“天地人”之三元體現(xiàn)在“三（參）”中。“參”本義指長者仰觀天星，參辨方位。《說文解字》釋：“參，曑和商，都是星名。”我國古代天文學及民間對“參宿”指獵戶座（ζ、ε、δ）三顆星。“三星”有“天作之合”的美意。由此可知，中華文明之文法所遵循的為“三元法則”。

西方文明中的“二元對峙律”不僅為認知原理，且為實踐原則。法國人謝和耐認為，“同中國或印度思想家適成對照的是，在希臘哲學家的智能領(lǐng)域中，存在著一種對實在與生成、概念與感覺間的截然兩分法。它不單純是在修辭學的對語間確定一系列對立關(guān)系。這些對照的概念，被分成兩兩一對，匯而形成一個完整地界定兩個相互排斥的領(lǐng)域的二律背反系統(tǒng)。”“二元對峙律”之于認知原理有其稱道之處，比如，西方自然科學領(lǐng)域的真理與謬誤、對與錯等，科學家對事物的認知也只能在對與錯中選擇，卻無對與錯并存的真理。然而，將“二元對峙律”用于不同的文明、文化、社會和族群便可能出問題，那種非此即彼、非友即敵、非白即黑的簡單、絕然之法則正是導致當下世界紛亂的一個原因。

中國傳統(tǒng)的文化要義中并非沒有“二元”，比如陰陽?！秴问洗呵?middot;仲夏紀·大樂》：“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與西方不同的是，中國傳統(tǒng)的“二元”是結(jié)構(gòu)要素，而非對峙關(guān)系原則；“陰陽”成為同構(gòu)性的共同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四面八方”：唯我中華

西方的文明，若以拉丁系溯源，屬于“海洋文明”類型，其特征包括拓殖、爭霸、冒險、尚武、戰(zhàn)爭、榮耀等，也容易滋生世界霸權(quán)思維。凡舉哥倫布和麥哲倫的航海、庫克船長南太平洋探險、歐洲移民的“五月花號”、“三角貿(mào)易”等無不與之有關(guān)。

中國素以農(nóng)耕文明而著稱，其特征之一在于“和”（和氣、和土、和諧），并在此基礎(chǔ)上形成以“四面八方”為關(guān)照的基型。華夏共主黃帝的形象為“四面”?！短接[》卷七九所引戰(zhàn)國時佚書《尸子》中一段“論語式”對話：

子貢曰：“古者黃帝四面，信乎？”

孔子曰：“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計而耦，不約而成，此之謂四面。”

“黃帝四面”符合中國傳統(tǒng)的“天下”之“四海”“四方”“四象”“四季”之四方觀照，也是“中”與“四方”的關(guān)系寫照。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戰(zhàn)國佚書四種，其中《十六經(jīng)·立命》篇記載“黃帝四面”之神奇模樣：

昔者黃宗質(zhì)始好信，作自為象，方四面，傳一心。四傳自中，前參后參。左參右參，踐立履參，是以能為天下宗。

“黃帝四面”與其說是神話，勿寧說是農(nóng)耕文明之“天下觀”，這在《山海經(jīng)》中有完整的描述：即以山為經(jīng)，以海為緯，“山海”為“天下”之衍義，造就了一個“東西南北中”的建制。中（中華、中國、中原、中州、中央）皆由此而出，原型正是一點四方。

至為重要的是，“中”者，致中，致和也?！墩f文》釋：“中，和也。”何以“中”釋為“和”，《說文》曰：“和，相應也。”《廣雅》：“和，諧也。”因此，“中”者，通天地之和，告天地之事。“中和”乃中華文明之首要。

“絲綢之路”“五互”：互尊、互信、互惠、互補、互動

“絲綢之路”在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chǎn)分類中屬“線路遺產(chǎn)”。2014年，我國的“絲綢之路”獲得線路遺產(chǎn)名錄，并成為同時擁有現(xiàn)存世界上最長人工運河與世界最長遺產(chǎn)線路的國家，可謂實至名歸。

“絲綢之路”與中華文明相契合大致有以下諸點：萬物之“理”取之于“道”。“線路”即“道路”?！墩f文》：“路，道也。”“理（道理）”文明和哲學的淵藪，且與“德（道德）”同構(gòu)，而以“道”為名的哲學惟中國之道家。中國自古有“天道—人道”之說，以“天道”命“人道”一直為政治地理學上的依據(jù)。歷史上的行政區(qū)劃，“道”“路”也成為史上區(qū)域管理的一種制度。邏輯依據(jù)為：以“道（倫理教化）”治理“道（行政單位）”。

“文化線路”這一歷史現(xiàn)象受到當代人類學研究的特別關(guān)注，美國人類學家詹姆斯·克利福德著作的《線路：20世紀晚期的旅行與移動》，以歷史上的線路為切入點，討論人類通過線路所建立、建構(gòu)的社會關(guān)系、社會秩序和“空間置換實踐”。換言之，“線路”成為文明和文化的主要構(gòu)建方式。今天的“全球化”賦予了這一“線路語境”新的屬性，即“移動性”，包括人的移動、文化的移動、科技的移動、信息的移動、財物的移動等。在這種情況下，任何形式的“封閉”也越來越困難，“開放”是大勢所趨。

“一帶一路”建設(shè)無論是承接歷史“絲綢之路”之遺產(chǎn)，面對當世混亂之形勢，還是泰然應對諸多挑戰(zhàn)，都旨在凸顯和強調(diào)“五互原則”：互尊、互信、互補、互惠、互動，即平等相待、誠信友善、優(yōu)勢互補、互惠共贏和共同發(fā)展。

人類的進步是建立在文明交流、尊重、平等、包容、互利的基礎(chǔ)上，這是構(gòu)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基石。如果文明是建立在不平等、不尊重、恃強凌弱、唯我獨大的基礎(chǔ)上，世界便永無寧日。當“美國優(yōu)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同置于文明之天平，孰輕孰重，孰優(yōu)孰劣，孰是孰非，人類自有公認，世界自有公斷。

（作者為廈門大學人類學系教授(一級崗）、博導，四川美術(shù)學院“中國藝術(shù)遺產(chǎn)研究中心”首席專家）

【注：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藝術(shù)類）重點項目“中國特色藝術(shù)學體系研究”（項目編號：17AA001）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張光直：《考古學專題六講》，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

責編/謝帥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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