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構建與完善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已成為近年來我國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國際地位不斷提升背景下，提升文化軟實力的重要需求。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與中國邊疆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之間存在著“體”與“用”、“綱”與“目”的辯證統(tǒng)一關系。理解這一知識體系，在理論路徑上需考慮理論認知、科學實證與家國情懷三重維度的辯證關系；在實踐路徑上，則應從區(qū)域史視角、斷代史視角與總體史視角出發(fā)，共同構筑具有中國聲音、中國特色、中國實踐、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邊疆學知識體系。這一體系的建立，有助于促進國際社會對中國邊疆歷史及其未來發(fā)展的正確認識和深入探討。

【關鍵詞】中國邊疆學 中國自主知識體系 話語權

【中圖分類號】 K06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0.004

【作者簡介】高福順，吉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遼金史、東北民族與疆域史研究。主要著作有《科舉與遼代社會》、《高句麗中央官制研究》、《教育與遼代社會》、《中國東北民族史》（中卷主編）等。

引言

自1992年邢玉林先生正式提出“中國邊疆學”[1]概念以來，學界陸續(xù)就“中國邊疆學”的研究對象，以及學科名稱、基礎、目標、定位等關鍵性內容展開討論，尤其是近年來將中國邊疆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以及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納入研究討論的范圍，相關研究成果呈現(xiàn)“井噴式”樣態(tài)。盡管如此，從目前的討論來看，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以及中國邊疆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建設在爭鳴、交流中仍推進緩慢。[2]中國學界在探索中國邊疆學的過程中之所以面臨諸多挑戰(zhàn)，重要原因在于中國邊疆學知識體系的構建還未能完全擺脫西方學術思潮的影響，尚未形成中國學界的自我主張，處于亦步亦趨的“學徒狀態(tài)”；[3]同時“中國邊疆概念存在明顯泛化，中國邊疆研究內涵較為模糊，中國邊疆學學科界限不清，中國邊疆研究存在在熱潮中不斷‘迷失自我’的消極狀況”。[4]此外，學界對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內涵存在差異化的認知與理解，對中國疆域演變的歷程與特征尚未形成共識。本文擬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上對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的本質與內涵，以及中國邊疆話語權構建等問題略述己見，以期有助于構建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

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的本質內涵

探討邊疆學知識體系內涵的必要性。古代中國社會是由“中國戎夷，五方之民”[5]構成的二元社會，內地與邊疆的概念在先秦時期就已深深扎根于中國人心中，周朝已有“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6]之邊疆意識與邊疆知識。故此，“中國戎夷，五方之民”所構成的古代中國社會之內地與邊疆的二元結構，成為中國史家編纂史書之撰寫對象，蠻戎夷狄構筑起中國正史之“四夷傳”的基石，成為描述中國邊疆區(qū)域發(fā)展實態(tài)及其嬗變過程的縮影。[7]所謂中國邊疆知識，是指中國人在認知世界、改造世界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8]的具體實踐中，對天、地、人三者之間辯證關系的確定性、普遍性、規(guī)律性的認知與經驗總結。中國史家“層累式”生產的邊疆知識之基本組成、理論內核及其研究范式，又構成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的核心要素。

中國自主的邊疆知識體系的形成與存在有其內在的客觀規(guī)律，并非僅依憑主觀意志就可隨意構建，而是在中國社會不斷調適內地與邊疆之“五方之民”的互動與交融演進過程中逐步形成的，中國史家抽象出來的“天下觀”“華夷觀”“正統(tǒng)觀”便是古代中國自主的邊疆知識體系的真實寫照。范恩實先生說：“從與歐美國家邊疆的比較分析中，不難看出，正是由于中國邊疆是在大一統(tǒng)國家和多元一體中華民族長期歷史演進中形成、底定的，因此中國邊疆具有了獨一無二的特征，從而成為構建中國邊疆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前提與基礎。”[9]故此，厘清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的本質內涵就成為中國邊疆研究者亟須討論與解決的首要問題。

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可視為根本的、第一性的“體”，是統(tǒng)領的“綱”，中國自主的邊疆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則可視為從生的、第二性的“用”，是實操的“目”，兩者之間是本質與功能、內在與外在的辯證統(tǒng)一關系，只要兩者密切契合，就能綱舉目張，“體立則用明，無其體則無其用。無無用之體，無其用則體亦弗顯。一時代一民族的知識體系，又是隨著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和學科體系的構建得以真正完善的。”[10]在明確“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與“中國邊疆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之間的辯證關系后，中國邊疆研究者應立足正確認識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的本質內涵，推動中國邊疆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至臻至善至美。

邊疆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建設的旨歸。中國是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疆域遼闊，自先秦以來，內地農耕族群與邊疆游牧族群、采集漁獵族群就已形成“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11]的面貌，形成你來我往、頻繁互動的生活場景，尤其是秦漢以降，既有內地農耕族群遷往邊疆、屯田戍邊，又有邊疆游牧族群、采集漁獵族群遷居內地，華夷交融是中國社會的生活常態(tài)。歷史上，中國歷經春秋戰(zhàn)國、魏晉南北朝、遼宋夏金三個“長時段”的族群大分立、大遷徙、大融合階段，逐漸形成諸族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活畫卷，“五方之民”共天下亦成為中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疆域演進的總特征。隨著中國由東亞體系融入世界體系，中國邊疆學研究亦經歷由王朝國家向主權國家的轉換，這種轉換底定了當下中國的疆域范圍，亦為當前中國自主的邊疆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建設提供了基礎條件。

在西方社會，以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簽訂為標志，劃定了歐洲大陸諸國的國界，完成了從“無疆無界”到“有疆有界”的主權國家的轉換。在中國社會，以1689年中俄簽訂《尼布楚條約》為標志，亦開啟了由王朝國家疆域的“自然凝聚”，[12]向“有疆有界”的主權國家過渡。尤其是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隨著西方列強與晚清政府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中國王朝國家疆域“自然凝聚”的狀態(tài)被人為地強行中斷。因此，中國邊疆學研究者應首要關注中國王朝國家疆域與現(xiàn)代主權國家疆域的知識體系以及兩者間的承襲與轉換，綜合考量邊疆知識的生產、疆域理論的構建、研究范式的創(chuàng)新，做到既能提煉中國自主的邊疆學“標識性”知識與概念，又能塑造出為西方世界認同的原創(chuàng)性成果，推出具有繼承性、民族性、原創(chuàng)性、時代性、系統(tǒng)性、專業(yè)性等特征的學術理論與研究范式。正如李國強先生所言：“建構中國邊疆學自主知識體系，就是在對我國邊疆全面、科學認識，對我國邊疆實踐經驗予以整體性、規(guī)律性總結的基礎上，形成學理化、系統(tǒng)化的一般性知識體系。中國邊疆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本質屬性，賦予邊疆認識和邊疆經驗鮮明的科學性、思想性、實踐性、主體性、中國性。”[13]

邊疆學話語體系建設的旨歸。中國自主的邊疆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之間存在密不可分的辯證關系，只有科學構建邊疆學學科體系與學術體系，邊疆學話語體系才能真正發(fā)揮其應有的積極作用。學科體系是基礎，學術體系是核心，話語體系是外在表現(xiàn)，基礎、核心與外在表現(xiàn)互為表里。唯有邊疆學學科體系與學術體系得以扎實建設，邊疆學話語體系中自主性、知識性、學理性的邏輯表達，才能為國際學界所接受和認同。中國邊疆研究者應意識到，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是構建邊疆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主體與基石，對其本質內涵的認知，直接決定了邊疆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價值取向；而中國邊疆知識生產的質量，也決定了邊疆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構建的質量。此外，“一切劃時代的體系真正的內容都是由于產生這些體系的那個時期的需要而形成的。”[14]“每個時代都要書寫它自己的歷史。不是因為早先的歷史編寫得不對，而是因為每個時代都會面對新的問題，產生新的疑問，探求新的答案……我們迫切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問并給出新的答案的新歷史。”[15]故此中國邊疆知識的生產通常也將因應時代之變，隨著中國邊疆知識形態(tài)的變化而變化。

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構建面臨的挑戰(zhàn)。王學典先生提出，西方中心論的一個核心，“總是認為西方的道路是正宗，是正常，是一般，是正統(tǒng)，而非西方的，包括中國則是特殊，是個別，是化外，是變種，是例外”。[16]鑒于此，中國邊疆研究者必須擊碎西方學界提出的“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是特殊的、個別的”之錯誤學術論斷，逐步構筑起成熟、完善的兼具自主性、知識性、學理性的邊疆學知識體系，即在實踐上，構筑起基于中國本土經驗的中國邊疆知識的完備體系；在理論上，構筑起基于中國本土經驗的中國邊疆學標識性、學理性概念范疇框架；在學術上，構筑起以中華文明為主體的具有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特征的中國學派。“創(chuàng)造一種從中國經驗出發(fā)、以回答中國問題為鵠的，從而最大限度地尊重中國特點、中國文化、中國傳統(tǒng)、中國材料、中國數(shù)據(jù)、中國案例”[17]的中國邊疆學學術理論與研究范式，徹底擺脫“西方中心主義”的束縛，將中國邊疆學之“西方化”趨勢逐漸改變?yōu)橹袊吔畬W之“中國化”趨勢，“深化邊疆治理重大理論與現(xiàn)實問題研究，推出更多具有影響力、說服力的研究成果。運用好邊疆研究成果，講好新時代中國邊疆治理故事”。[18]由此看來，“中國學術的本土化轉向，寓涵著意識形態(tài)和學術界的雙重訴求；本土化，是中國學術面對大國崛起這一歷史性變化的必然選擇”，[19]構建與完善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以適應當代中國綜合國力不斷增強所亟須的提升中國邊疆學學術理論與研究范式的軟實力之現(xiàn)實訴求，尚需要中國邊疆研究者付出更加艱辛的努力，任重而道遠。

自主知識生產視閾下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構建路徑

中國邊疆學自主知識生產的必要性。構建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的前提是，要對古代中國史家生產的邊疆知識進行整合，系統(tǒng)性構建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再憑依古代中國史家邊疆知識生產而進行再生產，從而構建適應當前中國社會發(fā)展需要的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故而邊疆知識再生產就成為當前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構建的前提與基礎。

2019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fā)展、鞏固統(tǒng)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各民族之所以團結融合，多元之所以聚為一體，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親近，源自中華民族追求團結統(tǒng)一的內生動力。”[20]無論是古代中國還是現(xiàn)代中國，中華民族的“內聚性”才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內生動力，“五方之民”共天下，四海之內皆兄弟，是中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發(fā)展演進的正?，F(xiàn)象，“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21]故以地緣而非血緣形成的諸族群關系之生存實態(tài)是中華文明形成與連綿不斷發(fā)展的根基所在，中華文明形塑的是“中華民族和諧相處之道與中華文化認同之道”。[22]

中國邊疆學自主知識生產的實踐路徑。中國邊疆研究者需從區(qū)域史、斷代史、總體史的研究路徑出發(fā)，依據(jù)中國歷史連續(xù)性、創(chuàng)新性、統(tǒng)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總體特征，統(tǒng)籌考量中國歷史歷時性與共時性的辯證統(tǒng)一，正確闡釋中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疆域由“王朝國家”轉型為“主權國家”的發(fā)展演進的合理性、合法性、正當性。唯有如此，才能突破“民族國家”“想象的共同體”等西方學界所提出的邊疆學術理論的束縛；從而科學闡釋從傳統(tǒng)“王朝國家”中國疆域向現(xiàn)代“主權國家”中國疆域的轉換，以實現(xiàn)中國邊疆學研究的歷史性突破，實現(xiàn)對古代中國史家所生產的邊疆知識深入、系統(tǒng)、全面的實證認知。

中國邊疆學研究者在研究中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疆域演進并關注“中國戎夷，五方之民”構成的邊疆與內地的二元社會結構的同時，應當意識到“中國不同邊疆區(qū)域因地質地貌、山川湖海、植被氣候等諸多自然地理要素的不同所造成的地域和經濟形態(tài)差異，以及不同自然地理環(huán)境下所孕育出的族群之語言、民族特性、社會結構之分隔所導致的古代中國邊疆區(qū)域之政治體制、經濟類型、文化習性、軍制構造等的趨異性”。[23]只有從天、地、人三者的關聯(lián)關系出發(fā)，實證中國邊疆區(qū)域之實態(tài)及其嬗變歷程，通過對中國邊疆區(qū)域之“碎片化”知識進行“辨章學術、考鏡源流”[24]般的科學實證，并深刻理解認知中國邊疆區(qū)域的趨異性特征，才能更好地認知中國邊疆學知識、邊疆知識體系由趨異性向同一性轉變的基本內涵與本質特征，完成中國自主的邊疆知識生產與再生產。

同時，中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疆域在經歷數(shù)千年的發(fā)展演變后，自然將呈現(xiàn)千差萬別的“自然凝聚”取徑與結果，尤其是中國歷史上大統(tǒng)一與大分裂的變換更替過程中所形成的“層累化”成就，更應是中國邊疆研究者在邊疆知識生產、再生產時重點關注的對象。因此，中國邊疆研究者要對不同朝代的邊疆知識給予探賾索隱，細致分析不同朝代疆域形成的內涵與特征，準確判斷不同朝代疆域的自然凝聚在中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疆域演進過程中的作用與地位，以實現(xiàn)“層累化”地構建不同朝代的邊疆知識體系。中國邊疆研究者還應認識到，古代中國歷史上分立時期諸王朝國家對局部區(qū)域的均質化統(tǒng)一，成就了秦漢隋唐元明清等王朝國家的大統(tǒng)一。因此，在研究秦漢隋唐元明清等大統(tǒng)一時期王朝國家疆域的“層累化”過程的同時，必須關注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遼宋夏金之分立時期王朝國家疆域的“層累化”過程。

遵循上述研究路徑，有助于使中國邊疆研究者在中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疆域演進的跌宕起伏之中，利用總體史的研究路徑探明中國邊疆知識的本質內涵與發(fā)展規(guī)律，形成中國邊疆總體史的宏大敘事，抽象出“中華民族整體性”“中華一體”“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自然凝聚”“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等具有時代特征的“標識性”概念，并指導中國邊疆史研究的學術理論與研究范式構建，構筑起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

構建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還需注重夯實科學實證路徑基礎。恩格斯說過：“即使只是在一個單獨的歷史事例上發(fā)展唯物主義的觀點，也是一項要求多年冷靜鉆研的科學工作，因為很明顯，在這里只說空話是無濟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審查過的、充分地掌握了的歷史資料，才能解決這樣的任務。”[25]中國邊疆研究者在推進中國邊疆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構建時，必須本著“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26]的實證理念，以及“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的治學精神，在古代史家邊疆知識生產的基礎上進行邊疆知識再生產，為構建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打下堅實的科學實證基礎。

自主理論創(chuàng)新視閾下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構建路徑

中國邊疆學自主學術理論創(chuàng)新的重要性。與其他學術研究一樣，中國邊疆知識的自主生產與再生產離不開學術理論的指導與研究范式的更新。宋代哲學家程頤曰：“為學之道，必本于思”，“不深思則不能造于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27]在程頤看來，得“道”在于勤“思”。中國邊疆研究者只有對其所生產、再生產的邊疆知識、邊疆知識體系進行深入、全面、系統(tǒng)的求索，才能凝練出中國邊疆學的“標識性”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進而實現(xiàn)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的構建。馬克思說過，“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xiàn)的程度，總是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28]恩格斯也曾說，“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29]經典作家從哲學高度分析了強國建設與理論思維的辯證關系。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的構建，離不開中國邊疆學學術理論的支撐與參與，王學典先生說：“研究歷史不僅需要史料，也需要理論需要概念，二者不可偏廢。離開了理論和概念的引導，人們的認識只能是局部的、個別的，整體上毫無頭緒，如一團亂麻。大量的、具體的事實或材料只是一堆素材，只有思想理論才能將這些素材變成學術。”[30]準確恰當?shù)卦忈屃私浀渥骷抑Z錄。

中國邊疆學理論創(chuàng)新的學術路徑。全面、準確認知中國邊疆學學術理論之內涵是中國邊疆研究者進行中國邊疆學知識生產與再生產的前提和基礎，是指導中國邊疆研究者從事研究工作的內因所在。“論從史出”“史論結合”是中國邊疆研究者必須遵循的學術準則，過分強調“以論帶史”會導致研究誤入歧途，得不償失。[31]故此，在研究中國邊疆史實時，一方面應對古代史家所生產的邊疆知識進行實事求是的全面整理，另一方面應秉承“一分材料出一分貨”[32]的學術理念與方法，進行全面、系統(tǒng)、深入地研究，推進中國邊疆知識的再生產。

在此過程中，還應推動邊疆學學術理論創(chuàng)新并遵循相關理論的宏觀指引，否則有理有據(jù)有節(jié)的科學實證研究可能會趨于“碎片化”，導致產出成果雜亂無章，總體性關照不足，無法構筑完善的知識體系。總體而言，對中國邊疆知識進行科學實證，必須有相關學術理論的支撐與參與，唯此才能“實現(xiàn)創(chuàng)新性跨越，進而避免‘口號式’的‘大而空’之理論思維想象與研究范式，才能展開在‘歷史語境’視閾下的中國邊疆演進歷程、特點與規(guī)律的歷史書寫”。[33]

邊疆學學術理論與邊疆知識實證研究的結合，是中國邊疆知識生產、再生產的重要基礎但并非其全部內涵。在此過程中中國邊疆研究者還須秉持深厚的家國情懷。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指引下，中國邊疆研究者秉持怎樣的立場、視閾、學術理論與研究范式，直接關乎中國邊疆演進歷程研究的視閾定位與科學實證研究的價值取向。

馬克思曾說：“以往歷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觀念’等詞所表明的東西，無非是從后來歷史中得出的抽象，無非是從先前歷史對后來歷史發(fā)生的積極影響中得出的抽象。”[34]中國邊疆研究者在構建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時，“需要審慎觀察時代背景，考訂古今邊疆概念的異同，觀察中外學術理論的殊途，慎辨邊疆理論與研究范式之合適與否，將中國邊疆研究引入正確的學術研究路徑，推動中國邊疆研究在中國語境中不斷取得新進展”，[35]形成具有中國學界特色的中國自主的邊疆學話語權，打造具有“中國聲音、中國特色、中國實踐、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邊疆學自主知識體系。

總體而言，要化解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構建所面臨的挑戰(zhàn)，以及保持邊疆研究的“溫度”，需正確處理中國邊疆學理論認知、科學實證與家國情懷三重維度的辯證統(tǒng)一關系。理論認知是科學實證的方法、手段，科學實證是理論認知所要獲得的結果，家國情懷是進行理論認知與科學實證中所需堅持的價值取向。唯有遵循上述邏輯與路徑，才能使經過嚴格實證的中國邊疆研究者自主生產、再生產的邊疆知識抽象化、概念化、理論化，進而真正構筑起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

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的話語權與世界回響

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構建的重要意義。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本質上是中華文明在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復雜形勢下形成的創(chuàng)新與闡釋，不同于西方學界對中國邊疆學知識體系的認知與解釋。

202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fā)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將中華文明突出特性歸結為連續(xù)性、創(chuàng)新性、統(tǒng)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并強調“中華文明具有自我發(fā)展、回應挑戰(zhàn)、開創(chuàng)新局的文化主體性與旺盛生命力”。[36]中華文明的主體性形塑了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之本質內核，是中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演進過程中具有“內聚性”[37]的內在動因。

“自主”表明中國學界建構的中國邊疆學知識體系形塑的中華文明之觀念、內涵、話語權與研究范式絕對是“中國的”，不站在中國的立場，不具有中國人的家國情懷，不生成中國的話語，就談不上中國學界在世界話語體系中發(fā)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的中國邊疆學聲音，亦更難產生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的世界回響。

西方學術思潮影響下中國邊疆學面臨的挑戰(zhàn)。一些西方學者錯誤地解讀中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演進的歷史事實，將中國社會的“中國戎夷，五方之民”[38]的二元社會結構“人為地”拆解為兩個不同的獨立單元，有意無意地遮蔽我國“五方之民”交往交流交融過程中的碰撞與融合，而更多地關注“五方之民”的沖突對立與民族特性，有意識地淡化“積禮義而為君子”[39]的文化認同之路，運用基于西方特點、西方文化、西方傳統(tǒng)、西方材料、西方數(shù)據(jù)、西方案例所得出的學術理論與研究范式，任意闡釋“五方之民”的交融與互動，導致西方世界始終存在對中國游牧族群、采集漁獵族群與農耕族群之間互動與交融的誤解，簡單地將北魏、遼、金、元、清等中國古史譜系內的王朝國家視為獨立于中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之外的非中國古史譜系的政權。這種有意識地遮蔽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歷史事實的敘述，給國際學界正確認識和研究探討中國歷史帶來負面影響。

在西方學術思潮影響下，中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疆域演進之敘事面臨著多重挑戰(zhàn)。西方學界提出若干有關“中國疆域”的學術理論與研究范式，正如朱尖先生所指出的那樣：“日本右翼歷史家在20世紀初就提出所謂‘滿蒙非中國論’，進而不承認元朝和清朝是中國王朝，并衍生出‘長城以北非中國論’‘滿蒙一貫獨立論’‘中國南北對抗論’等謬論，認為中國東北與北部邊疆民族地區(qū)，不屬于中國領土。20世紀40年代，美國學者歐文·拉鐵摩爾進一步提出‘內亞’概念，其著《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將‘滿洲’、蒙古（含外蒙古）、新疆、西藏等地理單元合稱為‘亞洲內陸邊疆’。20世紀80年代，基于‘內亞’概念，美國學者又提出所謂‘新清史’理論，主要著眼于‘滿洲’的歷史淵源，反復強調清朝作為非漢政權的‘滿洲特性’，其實與所謂‘滿蒙非中國論’如出一轍。21世紀初，荷蘭學者詹姆士·斯科特還提出名為‘贊米亞’的‘東南亞大陸山地’概念。誠然，并非所有西方學者都認同‘贊米亞’的存在，但就像狄宇宙等人對‘內亞’的熱捧一樣，他們利用這一生造出來的概念，試圖在中國自古形成的疆域之外，‘重塑’中國邊疆及周邊地帶的區(qū)域內涵和歷史譜系，從而模糊中國的邊疆主權，割裂中國歷史發(fā)展整體性與多樣性的統(tǒng)一，淡化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40]在西方學術思潮的錯誤引導下，中國邊疆研究者的話語權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

西方學界所秉持的理論依據(jù)基本上是以漢族作為單一的種族基礎，主張“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民族國家”[41]的單向理論思維，內含有有意或無意地將“五方之民”的自然凝聚所形成的歷史獨立于農耕族群即漢族之外的學術價值取向，有悖于中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歷史演進的基本史實。實際上，西方有的學者在構建中國邊疆理論與研究范式時，未能充分關注到中國歷史的連續(xù)性、整體性、總體性，以及區(qū)域間的族群性、差異性、特殊性，可以斷定，用西方學界的中國邊疆理論與研究范式構建中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疆域形成與發(fā)展的歷史軌跡肯定是行不通的。[42]對此，刁培俊先生說：“立足于本土文化資源，尤其是注重其中的區(qū)域性差異，以傳統(tǒng)中國自身的發(fā)展模式透視歷史中國的鏡像，鍛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人的宏觀學術命題，才能引領國際學術討論”，[43]這種學術理念才是中國學界構建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的關鍵所在。

中國學界的回應與擔當。針對西方學界的種種謬論，馬大正先生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美國的中國學研究中出現(xiàn)了一個小眾研究群體——學界稱為‘新清史’流派。‘新清史’流派研究者雖然一直標榜自身研究的學術性，但其一些理論與觀點確實具有很強的政治性和蠱惑性，不僅對我國傳統(tǒng)的‘大一統(tǒng)’和‘多元一體’歷史觀形成挑戰(zhàn)，更容易被國內外分裂勢力所利用，從而消解當今中國對邊疆地區(qū)管治的合法性，潛在的政治危害不容低估，需要高度警惕。”[44]針對此類挑戰(zhàn)，中國邊疆研究者必須著力“突破西方中心主義的知識桎梏，打破中國社會科學在全球‘失語’的窘態(tài)”，[45]予以有理有據(jù)有節(jié)的合理合法的回應。

在中國邊疆學理論創(chuàng)新上，要構建基于中國本土知識、本土經驗的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將中國邊疆問題“中國化”。具體而言，在中國邊疆學的自主知識生產上，一方面，應從中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疆域演進的歷史事實出發(fā)，以回答中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疆域實際問題為旨歸，最大限度地推動尊重中國特點、中國文化、中國傳統(tǒng)、中國材料、中國數(shù)據(jù)、中國案例的中國邊疆學理論體系的創(chuàng)新與研究范式的轉換；另一方面，應徹底改變中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疆域演進研究中“西方中心主義化”的話語體系，堅決批判“征服王朝論”“新清史”等不符合中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疆域演進之歷史事實的具有“歷史虛無主義”色彩的西方話語，亦應摒棄西方學界的“民族國家”“想象的共同體”[46]等理論思維，形成具有“中國聲音、中國特色、中國實踐、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的新氣象。

中國邊疆學研究者還必須時刻牢記“初心使命”。一方面，要建立體系完整的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維護好“我的地盤我做主”的學術領地與邊界；另一方面，要積極擴大中國學界所創(chuàng)立的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理念與范式的國際影響力，以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引領西方學界研究中國邊疆并形成新思潮、新觀點、新論斷，充分展現(xiàn)中國自主邊疆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讓中華文明同各國人民創(chuàng)造的多彩文明一道，為人類提供正確精神指引”。[47]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研究專項項目“朝鮮半島古代文人高句麗史觀的構建意識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1VGB002）

注釋

[1]邢玉林：《中國邊疆學及其研究的若干問題》，《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

[2]孫宏年：《新文科背景下中國邊疆學的轉向與轉型》，《云南師范大學學報》，2021年第4期。

[3]吳曉明認為：“一種學術的真正成熟，總意味著它在特定的階段上能夠擺脫其學徒狀態(tài)，并開始獲得它的‘自我主張’。”參見氏著《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時代任務》，《社會科學》，2022年第5期。

[4][40]朱尖：《中國邊疆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時代需求與目標指向》，《云南師范大學學報》，2023年第4期。

[5][38]《禮記正義》卷十二《王制》，參見（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影印本，第2896頁下欄、第2896頁下欄。

[6]《春秋左傳正義》卷四十五《昭公九年》，參見（清）阮元?？蹋骸妒涀⑹琛罚ㄇ寮螒c刊本），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影印本，第4466頁上欄。

[7][33][35]高福順：《形而下之道：古代中國疆域史研究的方法與取徑》，《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22年第1期。

[8]《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點校本，第2735頁。

[9]范恩實：《論新時代中國邊疆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內容建設》，《云南社會科學》，2025年第1期。

[10]高瑞泉：《構建中國知識體系是一項重要歷史任務》，《光明日報》，2020年7月31日，第1版。

[11]《毛詩正義》卷二十《商頌·玄鳥》，參見（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影印本，第1344頁上欄。

[12]李大龍：《自然凝聚：多民族中國形成軌跡的理論解讀》，《西北師大學報》，2017年第3期。

[13]李國強：《構建中國邊疆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思考》，《云南師范大學學報》，2023年第1期。

[14][34]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44、51頁。

[15]斯塔夫里阿諾斯著，吳象嬰、梁赤民等譯：《全球通史·致讀者》（上冊）（第7版），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9頁。

[16]王學典：《中國向何處去：人文社會科學的近期走向》，《清華大學學報》，2016年第2期。

[17]王學典：《把中國“中國化”：人文社會科學的轉型之路》，《中華讀書報》，2016年9月21日，第5版。

[18]習近平：《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強調 深入做好邊疆治理各項工作 推動邊疆地區(qū)高質量發(fā)展》，《人民日報》，2024年12月11日，第1版。

[19]王學典：《本土化是大國學術的必然選擇》，《濟南大學學報》，2017年第1期。

[20]習近平：《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9年9月28日，第1版。

[21]（唐）韓愈撰，蔡曉麗注：《韓愈文集》卷一《雜著》，北京聯(lián)合出版公司，2018年，第6頁。

[22]《中華民族共同體概論》編寫組編：《中華民族共同體概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4年，第12頁。

[23]高福順、吳翔宇：《形而下之器：古代中國疆域史研究的方法與取徑》，《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1期。

[24]（清）章學誠撰，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之《校讎通義校注》卷一《敘》，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校注本，第1101頁。

[25]恩格斯：《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527頁。

[26][32]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參見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歷史編·宋遼金元卷），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影印本，第8～9頁。

[27]（宋）朱子編：《二程遺書》卷二十五《伊川先生語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欽定四庫全書》本，第253頁上欄。

[28]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62頁。

[29]恩格斯：《自然辯證法》，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84頁。

[30]王學典：《新史學與新漢學》“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頁。

[31]趙儷生：《光考據(jù)不行，還需要思辨》，《文史哲》，1982年第2期。

[36]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fā)展座談會上的講話》，《求是》，2023年第17期。

[37]高福順：《內聚性：遼宋夏金時期中國歷史演進的核心動力源泉》，《社會科學文摘》，2021年第10期。

[39]《荀子·儒效》，參見方勇，李波譯注：《荀子》（中華經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譯叢書），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110～111頁。

[41]美國學者杜贊奇從后現(xiàn)代史學出發(fā)，提出“中國的歷史不能再被天真地當作西方史或真實的中國歷史”，認為“中國現(xiàn)代化的民族主義者和民族國家”歷史話語觀念，就是利用“由全球性的民族國家體系所產生的模式與把民族描寫為一種統(tǒng)一的古代的實體逐步發(fā)展為現(xiàn)代的民族國家”。參見［美］杜贊奇著，王憲明、高繼美等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xiàn)代史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7、220頁。對于“民族國家”，李宏圖先生指出：“民族與國家之間又有密切的聯(lián)系，其關系較為錯綜復雜，有的是有民族而無國家，也有一國中存在著多民族，即多民族國家，只有當民族與國家兩者合為一體，即國家內只有單一的民族，國家的領土界限與民族居住地范圍相同，而且文化與政治已經逐漸融合，這種國家，我們才稱之為民族國家。”“14世紀后，民族國家逐漸興起，作為一個民族共同體的政治組織——國家理應成為這個民族共同體的最高權力機關和權力載體，它要求共同體的一切居民對之服從與效忠，同時也要求這種權力具有不受任何外在力量干涉、挾制的獨立性。”參見氏著《西歐近代民族主義思潮研究：從啟蒙運動到拿破侖時代》，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年，第5、11頁。

[42]高福順：《漢風唐韻：遼宋“戰(zhàn)”“和”的內在邏輯與大統(tǒng)一國家的演進》，《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25年第1期。

[43]刁培?。骸?ldquo;唐宋社會變革”假說的反思與區(qū)域視野下的“歷史中國”》，《學術月刊》，2013年第2期。

[44]馬大正：《加快推進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構建》，《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25年第1期。

[45]安北江：《構建中國邊疆學自主知識體系的若干思考》，《理論月刊》，2025年第2期。

[46]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認為：民族“是一種想象的政治共同體——并且，它是被想象為本質上有限的（limited），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參見氏著，吳叡人譯：《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增訂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頁。

[47]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5月19日，第1版。

責 編∕包 鈺 美 編∕周群英

Building the Chinese Autonomous Borderland Studies Knowledge System: Connotation, Pathways and Discourse Power

Gao Fushun

Abstract: Building and improving the Chinese autonomous borderland studies knowledge system is a practical need for enhancing cultural soft power in recent years, as our country'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nd its international status has continuously improved. The Chinese autonomous borderland studies knowledge system has a dialectical unification relationship with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Chinese borderland studies. To understand the Chinese autonomous borderland studies knowledge system,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approach, it is necessary to start from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among theoretical cognition, scientific empirical evidence and national sentiment; in terms of practical approach, it is necessary to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 regional history, chronological history and overall history perspectives, and jointly construct a borderland studies knowledge system with Chinese voic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practice, Chinese style and Chinese temperamen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correct understanding and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of China's borderland history and future.

Keywords: Chinese borderland studies, China's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discourse 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