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往今來,包作為人類生產(chǎn)、生活中常見的工具,與古代民眾生活關(guān)系密切。人們除了利用包的實用屬性以外,還賦予包審美價值、政治價值和文化價值。在漢朝到宋、金、西夏、遼時期,從綬囊到魚袋,包在一些特殊場合逐漸成為可以代表國家權(quán)力的政治符號之一,其外表、形制和使用制度,形成了特定的政治文化。元朝蒙古統(tǒng)治帶來政治和文化的多樣化,包逐步回歸實用和審美的屬性。明清荷包在民間盛行,后在清朝皇室流行,被賦予“開國有功”的意象,獲得政治價值,清王朝用其賞賜功臣。中國古代包的發(fā)展歷史悠久,衍生出豐富多彩的文化,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大放異彩。
【關(guān)鍵詞】包 綬囊 魚袋 荷包 文化 【中圖分類號】K20 【文獻標識碼】A
包也稱袋,古代稱囊、橐?!豆茏印吩疲?ldquo;囊者,所以斂藏也”,意思說囊是一種收藏的工具。包具有收藏的效用,與中國古人生產(chǎn)、生活密切相關(guān)?!肚f子》有:“禹親自操橐耜”,反映了包(橐)在人類早期生產(chǎn)實踐中被使用的情況。包最早出現(xiàn)的時間目前已經(jīng)不可考,不過囊的古字收錄于《說文解字》中,說明包是人類最早制造的工具之一,其發(fā)展歷史非常久遠。包的出現(xiàn),方便了古人的生活,提高了工作效率。隨著人類社會的發(fā)展,為適應(yīng)不同的需要,包的種類越來越多,其外部特征也更加多樣。包在作為生產(chǎn)、生活工具被使用的同時,在一些特殊場合還被賦予政治價值和文化價值,成為政治身份的象征和社會審美對象。
從綬囊到魚袋:作為政治符號的包
中國古代的包是在早期人類生產(chǎn)、生活中發(fā)明的,人類創(chuàng)造包最先考慮的是它的實用價值。先秦、秦漢時期,有關(guān)包的記載較多?!对娊?jīng)·大雅·公劉》有:“乃裹糇糧,于橐于囊。”這里的“橐”“囊”,都是百姓日常生活的袋子?!秴问洗呵铩酚涊d了大儒牛缺遇到強盜,“盜求其槖中之載,則與之”。這里的“槖”,就是秦朝時期放置行裝的袋子。漢初南越王“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這里的“槖”,意思是行囊。唐朝出現(xiàn)了特定用途的包,如錦囊、香囊和藥囊。李紳詩中有“錦橐從天鳳詔來”,這里的“錦橐”是材料和做工都較好的袋子,用于政府吏員存放圣旨、公文等重要文件。唐人崔致遠記載了一個精致的硯臺上面“垂鈉香囊五枚”,這里的“香囊”應(yīng)是盛放香料的袋子。杜甫在成都時,家中“藥囊有加減者,看題檢之”,這里的“藥囊”應(yīng)是家里儲存藥的袋子。
漢唐宋之際,一種特殊的包——綬囊和魚袋,被賦予政治屬性,其也是金、西夏、遼時期官員普遍佩戴之物以及代表官員政治身份和地位高低的政治符號。
漢朝官員將官印隨身攜帶,盛放官印的包稱為綬囊(或鞶囊)。杜佑《通典》記載:“漢代著鞶囊者,側(cè)在腰間,或云傍囊,或云綬囊,然則以此囊盛綬也,或盛或散,各有其時。”漢代的官員以綬囊盛放“綬”,“綬”指系佩玉或印璽的絲帶,對于官員來說,指官印。漢代官員將官印放在綬囊之中,掛在腰間,有時也會單獨放在其他地方。這說明漢代官員佩戴的綬囊,因為有官印放在其中,成為其政治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隋唐以后出現(xiàn)了一種新的包——魚袋,代替了漢代的綬囊,成為代表官員政治身份與地位的新的政治符號。仇兆鰲《杜詩詳注》記載:“隋唐以后,官不佩印,止有隨身魚袋。”魚袋分兩部分,魚就是魚型的盒子,袋就是裝魚的袋子,最初是布袋子,后來用皮,復(fù)以金、銀、玉等裝飾?!锻ǖ洹酚涊d:“三品以上,紫衣金魚袋;五品以上,緋衣銀魚袋;皆執(zhí)象笏。”說明唐朝三品以上的官員佩金魚袋,五品以上官員佩銀魚袋,六品以下官員沒有魚袋。不過,并不是所有五品以上的唐朝官員都能佩魚袋,《宋會要輯稿》記載:“唐制,散官二品、京官文武職事五品已上,及都督、刺史皆佩(魚袋)。”這說明二品官員、文武京官五品以上才可以佩魚袋,地方官只有都督、刺史才佩魚袋。唐朝也用魚袋賞賜有功的文武官員或退休官員,以“緋、紫之服”賞賜功臣,“紫”是三品以上官員的官服,佩金魚袋;“緋”為紅色,是五品以上官員的官服,佩銀魚袋。
宋朝繼承了唐朝官服佩魚袋的制度,魚袋更加流行,與其并立的金、西夏、遼等政權(quán)也接受了宋代的魚袋制度,特定級別的文武官員同樣佩魚袋?!端螘嫺濉酚涊d:“太宗雍熙元年南郊畢,內(nèi)出以賜近臣,由是內(nèi)外升朝文武官皆佩。凡服紫者飾以金,服緋者飾以銀,庭賜紫者給金,涂銀者賜緋,亦有特給。京官幕職、州縣官賜緋者,亦佩。”可以看出,宋代佩魚袋的主體范圍有所擴大,京城文武官員、京官幕職、地方州縣官都佩魚袋。另外,為了表示對士大夫的尊崇,宋朝“不許伎術(shù)人輒佩魚,以別士類”。宋代魚袋盛行還表現(xiàn)在皇帝大量賞賜魚袋,宋人袁枚記載:“凡書賜紫金魚袋,及賜銀青、賜緋者……紫綬則金魚袋,青綬則銀魚袋。”宋朝也會根據(jù)級別,給退休的官員賞賜魚袋。
從殿堂到民間:元明包的平民化轉(zhuǎn)型
元朝時期魚袋已經(jīng)退出了國家政治生活,包完全回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其種類、樣式繁多,為百姓的生活帶來便利和色彩,這種情況一直延續(xù)到明朝。
其一,各種各樣的囊(槖)。囊和槖(有底的為囊,無底的為槖)是用布、皮、絲綢等材料做成的袋子,囊可以盛放各種各樣的東西,有較強的實用性。元朝的囊的記載較多。元人田閏記載:“嘗憩桑下,得遺槖,滿貯金也,守弗去。”元人趙君理記載:“雅獨好書,見奇書,傾囊倒槖收買不吝惜。”這兩處提到的囊都是錢包。元人周貞記載:“其遇貧無依,又往往傾行槖濟之。”這里的“行槖”是行囊,是出行的人帶的裝錢和行李的袋子。
另外,元朝還有裝特殊物品的袋子。元人程端禮有詩寫到:“筆囊塵塞魚棲穴,土屋燈殘蝎嚙窗。”這里的筆囊是專門盛放筆的袋子。元人戴表元有詩:“詩囊貧里富,藥市鬧中閑。”這里的“詩囊”是專門盛放詩歌作品的袋子。元人鄧雅有詩:“采遍東籬一萬叢,繡囊盛取枕秋風(fēng)。”該詩中的“繡囊”是繡了花或裝飾圖案的袋子,盛放花等比較雅的東西,既有實用性,也有裝飾美感。另外,包在中國古代少數(shù)民族的生活中同樣廣泛使用,《蒙古秘史》談到蒙古族盛放馬奶的皮囊,它以皮革制成,是儲存馬奶和制造馬奶酒的工具。
其二,纏帶與褡褳。纏帶是一種用布縫的中空的袋子,可以做外衣的腰帶,也可以在里面放東西,是一種特殊的包?!端疂G傳》記載:“楊志戴上涼笠兒,穿著青紗衫子,系了纏帶,行履麻鞋,跨口腰刀,提條樸刀。”從楊志的打扮可以看出纏帶是該時期男子外出必備的工具。
纏帶作為腰帶細長,放不下太多的東西,明清以后,人們對纏帶進行改進,制成褡褳。褡褳是用布縫成的較寬的前后兩個包,搭在肩上。李觀?!镀缏窡簟罚ň矶┲杏校?ldquo;叫德喜兒拿褡褳來,裝上六十兩銀子。”可以看出,褡褳是纏帶的改進版,能放更多的東西。
中國古代史料記載的包數(shù)量有限,實際上,在古代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包的種類、數(shù)量非??捎^。1999年在河北隆化縣鴿子洞出土了一批元代遺物,其中包就有四種:繡花麻布袋,用棕色線網(wǎng)繡出幾何圖案,雪花紋;本色麻布袋,用五塊麻布縫成,底大口小,用細麻線抽緊口部;深褐色藍綠長方格棉布袋,深褐色,織藍綠長方格,寬窄格相間;綾布袋,黃綠暗花綾布縫成。①
明清荷包的流行
明朝中期以后經(jīng)濟發(fā)展取得了較為明顯的進步,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一種男子腰間的裝飾物——荷包開始流行。清朝學(xué)者陳元龍在《格致鏡原》中指出,晉朝文武官員“皆有囊”,縫在官服上,尚書帶紫色的囊,這種囊被認為是最早的荷包。南朝宋時期,“尚書朝服,肩上有生紫袷囊,綴之朝服,外俗呼曰紫荷”。據(jù)此而看,荷包最早應(yīng)是官員奏事縫在朝服上的小包,“荷”為“負荷”之意。不過,由于后來魚袋盛行,荷包逐漸被淘汰。明、清時期民間士人流行在腰間戴荷包,這里的荷包既是裝飾,也有實用價值。抱甕老人《今古奇觀》有“就是有幾文錢在荷包里,閑時買瓜子磕,買糖兒吃”。黃光升《昭代典則》中有“拾得荷包一個,內(nèi)有文書一紙,稱是太師差來奏事人”。從上述記載來看,明清民間的荷包可以放錢、信件、文件,實用價值突出,同時,與動輒一百多貫的官服相比,荷包價格較低,并不貴重。申時行《大明會典》記載:“纻絲羅荷包,每一個一貫(兩)。”
清朝宮中流行荷包,據(jù)朱珪《知足齋集》記載,清朝宮中“掛胸小荷包,禁中最重,得之為榮”。那么,為什么清朝皇室會對荷包如此重視?清朝學(xué)者陳康祺一語道破:“我朝初以馬上得天下,荷包所以儲食物,為中途充饑之用……其初皆用布,今施之禮服,乃飾以綢耳。觀此知行裝、荷包亦應(yīng)用布,而開國諸臣披荊斬棘、櫛風(fēng)沐雨之勤勞,即一物一名已堪觀感也。”陳康祺將清朝荷包的起源,與最初滿洲開國重臣打天下時在馬上裝食物的袋子結(jié)合起來,賦予荷包“開國有功”的意象,進一步提升了荷包的政治價值,使其成為身份地位的象征。
清朝對于有功官員賞賜荷包,反映了利用荷包犒賞官員的用心,客觀上提高了荷包的政治價值。《蘭州紀略》記載,清朝蘭州出現(xiàn)“逆賊滋事”,官員畢沅“在陜西境內(nèi)……能悉心調(diào)度,事事妥協(xié)……著賞給一品頂戴,仍交部從優(yōu)議敘,并賞給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抖鯛柼┳喔濉酚涊d,雍正七年鄂爾泰得到皇帝賞賜,“御賜臣御書福字一幅……平安如意荷包一個、堆錦荷包一個,內(nèi)貯金錢、寶玉等各十四枚”。
古往今來,包作為人類生活中常見的生產(chǎn)、生活工具,與民眾生活關(guān)系密切。包根據(jù)材料、作用、樣式和裝飾情況,可以分成很多種類和不同名稱。人們除了利用包的實用屬性以外,還賦予包實用價值之外的審美價值和政治價值。在漢朝到宋、金、西夏、遼時期,從綬囊到魚袋,包成為代表國家權(quán)力的政治符號,其外表形制和使用制度,逐步形成了特定的政治文化,在中國古代的政治生活中大放異彩。元朝蒙古統(tǒng)治帶來政治和文化的多樣化,包也逐步回歸實用和審美的屬性。明清荷包由于價格不高,又具有儲存錢物的功能,由此在民間盛行,后在清朝皇室流行,被賦予開國之功的寓意,獲得政治價值,成為清王朝賞賜功臣的對象。
【注釋】
①《河北隆化鴿子洞元代窖藏》,《文物》,2004年第5期。
責(zé)編/靳佳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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